起阏逢困敦（公元前177年），尽重光协洽（公元前170年），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冬季十月丁酉晦日，发生了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发生了日食。

文帝颁布诏令说：“先前诏令列侯前往各自的封地，有的人辞别却未成行。丞相是受到朕倚重的人，应为朕率领列侯分别回到封地！”

十二月，文帝将周勃的丞相职务免除，命令他到封地去。乙亥日，文帝将太尉灌婴任命为丞相；将太尉的官职罢废，其职责由丞相承担。

夏季四月，城阳景王刘章亡故。

起初，赵王张敖将一位美人献给高祖，美人受到宠幸有了身孕。等到赵相贯高谋害高祖的阴谋败露，美人也受到株连被囚禁于河内。美人的弟弟赵兼，请辟阳侯审食其在吕后面前求情，吕后由于嫉妒美人，不肯替她说话。美人的孩子此时已经降生，她十分愤恨，于是自杀身亡。官吏将她生的儿子送给高祖，高祖也感到后悔，为婴儿取名为刘长，让吕后当他的母亲，并将其生母葬于真定。后来，高祖将刘长封为淮南王。

淮南王刘长从小丧母，一直以吕后为依附，因此在孝惠帝和吕后临朝时期，并未遭受吕后的迫害；但他对辟阳侯审食其却常心存怨恨，认为他没有在吕后面前力争，使他的生母含恨而死。等到文帝即位，淮南王刘长认为自己与文帝最亲近，于是骄傲蛮横，多次不遵守法纪；文帝经常宽大处置，不进行追究。这一年，淮南王来到朝中，跟随文帝到苑囿打猎，与文帝乘同一辆车，常以“大哥”称呼文帝。刘长力量很大，能将大鼎举起。他去见辟阳侯审食其，用藏在袖中的铁椎击倒审食其，并下令让随从魏敬割审食其的脖子；然后，刘长疾驰到皇宫门前，将上身袒露，表示请求定罪。文帝感念他为母亲复仇的心意，所以没有将他治罪。当时，薄太后和太子以及大臣们对淮南王都很惧怕。因此，淮南王回国后，就越发骄横恣肆，出入令臣民回避，以皇帝自称，效仿天子。袁盎进言劝说：“诸侯骄傲得过分，一定生出祸患。”文帝并不接受。

五月，匈奴右贤王将河南之地侵占，并放纵兵众对居住在上郡边塞的少数部族肆意抢夺，杀掠百姓。文帝亲自来到甘泉宫，下令让丞相灌婴率领征发的八万五千车骑，到高奴向右贤王发起进攻；又征发由中尉掌领的步兵，交给卫将军指挥，在长安驻守。匈奴右贤王向塞外逃走。

文帝从甘泉前往高奴，借机临幸太原郡，接见他当代王时的旧日部属，都加以赏赐；并诏令对晋阳、中都民众免征三年的田税。文帝留在太原住了十多天。

起初，朝廷大臣将诸吕铲除的时候，朱虚侯刘章功劳十分突出。众大臣曾经许诺将全部的赵地都封给他为王，将全部的梁地都封给他弟弟东牟侯刘兴居为王。等到文帝被立为皇帝，得知朱虚侯、东牟侯当初有拥立齐王刘襄为帝的打算，因而有意对二人的功劳加以打压，等到将皇子分封为王的时候，才从齐地将城阳、济北二郡划出，分别将刘章立为城阳王，将刘兴居立为济北王。刘兴居认为自己失掉了应得的侯王之位，功劳遭到剥夺，心中非常不满；现在得知文帝亲自来到太原，以为皇帝将亲自率军攻打匈奴，是可乘之机，于是起兵叛乱。汉文帝得知刘兴居起兵反叛，诏令丞相和准备进攻匈奴的军队全都回到长安，将棘蒲侯柴武任命为大将军，统率四位将军、十万军队攻打刘兴居；将祁侯缯贺任命为将军，领兵在荥阳驻守。秋季七月，文帝从太原回到长安。文帝颁布诏书：“济北境内的官吏和百姓，只要在朝廷大兵未到的时候就归顺朝廷和率军献出城邑归降的，都予以宽赦，并且恢复他们的官职爵位；就算是追随刘兴居参与谋反的，只要向朝廷归降，也将其罪赦免。”八月，济北王刘兴居被打败，自杀。

起初，南阳人张释之担任骑郎，历时十年得不到升迁，曾准备辞官返归故里。袁盎知道张释之为人贤能，就在文帝面前推荐他，将他的职务升为谒者仆射。

张释之跟着文帝，来到禁苑里养虎的虎圈，文帝询问上林尉饲养在禁苑中的各种禽兽的登记数目。问了十余种，上林尉左右观望，全都不能回答。虎圈啬夫代替上林尉向文帝回答了提问。文帝对禽兽登记的情况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询问，想对虎圈啬夫的才能加以考查；虎圈啬夫问后即刻回答，没有被任何一个问题难倒。文帝说：“难道官吏不应如此吗！上林尉真不值得信赖。”于是，文帝下诏让张释之将啬夫任命为管理禁苑的上林令。张释之停了很长时间，走到文帝身边说：“陛下以为绛侯周勃为人如何呢？”文帝回答说：“他是一位长者。”张释之接着问：“东阳侯张相如为人如何呢？”文帝回答说：“长者。”张释之说：“绛侯周勃和东阳侯张相如都被称为长者，他们两人在论事的时候尚且有话无法说出口，怎么能仿效这个啬夫的多言善辩呢！况且秦王朝对刀笔之吏加以重用，官场之上争相以敏捷苛察比试高低。它的坏处是空有其表却缺少实际内容，对朝政过失的批评无法让皇帝听到，反而使国家向土崩瓦解的末路走去。如今陛下以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提升，我只担心天下人争相仿效，都去习练口辩的方法而缺少真实的才能。在下位的被在上位的感化，快过影随身和响应声，君主的行为不能不慎重啊！”文帝说：“您说得太好了！”于是不提升啬夫的官职。文帝上车，下令让张释之陪乘。一路上缓慢前进，文帝以秦朝政治的弊端相询，张释之都进行了质直的回答。车驾回到宫中，文帝将张释之任命为公车令。

不几日，太子与梁王一起乘坐一辆车入朝，经过司马门时二人也并未下车示敬。于是，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不许他们进入殿门，并立即对太子和梁王“经公门不下车，为不敬”一事加以劾奏。薄太后也因此得知此事；文帝为了这件事向太后免冠赔礼，承认自己有教子不严之错。薄太后于是派专使传诏将太子和梁王赦免，二人这才能够进入殿门。由此，文帝对张释之更加惊奇和赏识，将他升任为中大夫；不久，将他任命为中郎将。

张释之随从文帝到霸陵巡视，文帝对大臣们说：“唉！我的陵墓里外椁用北山岩石来做，在间隙中填充切碎的纻麻絮，再将它们用漆粘合为一体，这样一来又有谁能打得开呢！”身边近侍都说：“对！”只有张释之说：“如果里面有能将人们贪欲勾起的珍宝，就算熔化金属封住整个南山，间隙也还是会有；如果里面没有珍宝，就算是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文帝称赞了他的话。

这一年，张释之出任廷尉。文帝出行从中渭桥经过，从桥下跑出一人，使为皇帝驾车的马匹受了惊。于是，文帝下令派骑兵追捕，并将那个人送到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的处置意见是：“这个人不遵守清道戒严的规定，当处罚金。”文帝生气地说：“这个人直接使我驾车的马受惊，幸好这马脾性温和，如果是其他马，能不使我受伤吗！然而廷尉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是普遍施用于天下的。这一案件按现在的律法来判就应如此定罪，若是加罪重判，律法就无法取信于民众了。况且，在他使马匹受惊的时候，如果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算了。如今已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是代表天下公平的，有一点倾斜，天下使用法律就轻重皆可，百姓还如何行动呢！请陛下明察。”文帝思虑了很久，说：“廷尉的判决是正确的。”

后来，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被捉住；汉文帝非常愤怒，交到廷尉处治罪。张释之将判案意见奏报说：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律条，应当将案犯公开斩首于街市。汉文帝十分生气地说：“这个人大逆不道，竟然有胆子盗先帝器物！我让廷尉审判他，是想诛灭他全族；而你却按照法律判他死罪，这与我恭奉宗庙的本意不符。”张释之摘下帽子顿首谢罪说：“按照法律这样判，足够了。况且，相同的罪名，还应该以情节逆顺程度为根据区分轻重。如今这个人以偷盗宗庙器物的罪名被灭族，如果万一有愚昧无知的人，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如何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于是，文帝将情况向太后说明，对张释之的判刑意见予以批准。

四年（乙丑，公元前176年）

冬季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亡故。

春季正月甲午日，汉文帝将御史大夫阳武县人张苍任命为丞相。张苍爱好读书，博学多闻，对律历之学尤其精通。

文帝将河东郡郡守季布召到京城，想让他担任御史大夫。有人认为季布勇武难以管制，酗酒好斗，不适合担任皇帝的亲近大臣；因此，季布来到京城后，滞留于官邸一个月，才被皇帝召见，并下令让他还归原任。季布于是对文帝说：“我本无功劳而有幸被陛下宠信，被任命为河东郡守，陛下无故将我召到京城，一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言过其实地举荐我。现在我到京，没有受到新的任命便被遣返，这一定是有人对我加以诋毁。陛下因一人的赞誉而将我召来，又因一人的诋毁而让我回去，我深切地担心天下有识之士知道了这件事，会有人以此来对陛下的深浅得失加以窥探！”文帝不语，面露惭愧的神色，过了许久才说：“河东郡，对我来说就像股肱一样，所以才特地将你召来。”

文帝提议任命贾谊为公卿。许多大臣对贾谊贬责说：“这个洛阳人，过于年轻，学识浅薄，极力希望掌握大权，扰乱国家事务。”于是，文帝后来对贾谊也就疏远了，对他的意见不予采纳，把他外放，让他担任长沙王太傅。

绛侯周勃已经到达封地，但每次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到县级属地巡行时来到绛地，周勃都十分担心他们是受命来捕杀自己的，经常穿着铠甲，让家人拿起兵器，然后才和郡守、郡尉相见。其后，有人上书给皇帝，举报周勃即将造反，皇帝让廷尉处置此事。廷尉逮捕了周勃并将其下狱，审讯案情。周勃非常恐惧，不知如何对答才好。狱吏渐渐开始凌辱周勃。周勃用千金向狱吏行贿，狱吏于是在公文木牍背面写了：“让公主作证。”公主是文帝之女，周勃之子周胜之的妻子。薄太后也觉得周勃不会谋反。文帝到太后那里朝见，太后恼怒地将护头的帽絮向文帝身上扔去，说：“绛侯周勃当初在将诸吕诛灭之时，手中拿着皇帝玉玺，统率北军将士，他不利用那个时机谋反，现在在一个小县里居住，反而要谋反吗！”文帝这时已经见到了周勃写于狱中的辩白之辞，于是在太后面前谢罪说：“狱吏刚刚证明他无罪，就要将他释放。”汉文帝于是派使者持皇帝信节将绛侯周勃赦免，为他恢复原有的爵位和封地。绛侯周勃被释放后说：“我曾经是百万雄兵的统帅，却怎知狱吏的尊贵呢！”修建顾成庙。

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春季二月，发生地震。

起初，秦朝发行半两钱，高祖觉得半两钱过重，不便于使用，就另外铸造了荚钱。所以，物价飞快上涨，一石米贵得需要一万钱。夏季四月，另外开始铸造四铢钱，将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废除，民间可以自行铸钱。

贾谊进谏说：“如今的法令批准天下公开雇人将铜、锡熔铸成钱币，如果有人敢掺杂铅、铁取巧谋利，就以黥刑处罚。不过，按铸钱的情形来说，如果不用铅铁掺杂，就无法获利；而且只要所掺铅和铁的比例很小，获得就会十分丰厚。有的事容易引发后患，有的法令会导致违法犯罪；现在就给平民百姓铸币的权利，他们各自在隐蔽的地方铸造，如果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取巧舞弊以获厚利，就算每天都有人因此被处以黥刑，也是无论如何都禁止不住的。从前，百姓犯此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个县有数百人，受到官吏的怀疑而被逮捕拷打和为传讯而奔走的人，数目就更多。设立律法使百姓受到引诱从而犯罪受刑，还有哪种的严重性能超过这种铸钱令呢！另外，民间流通的钱币，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使用轻钱的，一百枚一定要添若干枚；有使用重钱的，使用时又不符合标准数。官府规定的货币并未占据交易中的权威地位，对这种事情，如果官府采用强硬手段使钱币统一，事情必然会很繁琐和苛酷，而且不易胜任；假如官府放纵，各种钱币都在市场上流行，就会使币制陷入混乱。可见，如果与钱币相关的律法不完善，标准能到哪里寻求呢！如今，放弃农业而开山采铜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将农具扔下而去炼铜铸钱和烧制木炭；每天都增加大量质量低劣的钱币，五谷粮食却不能增多。善良的人在这种风气的引诱下做出罪恶的事情，谨慎怕事的人受到裹挟从而犯罪以至遭受刑罚甚至杀戮；对百姓惩罚杀戮是很不吉祥的，为何这样疏忽！朝廷对它的祸患有所了解，大臣们一定会建议说‘不许私人铸钱’。不过，若是禁止的方法不当，造成的危害就会很大。法令不许私人铸钱，就一定会导致钱币的减少和币值的增加；铸币获得的利益就更大，私人违法铸币就会有如风起云涌，用弃市的重刑禁止盗铸也不能奏效。违法犯罪不能防止，律法禁令多次被破坏，这种后果是铸币的铜造成的。铜分布于民间，会造成很大的祸害，因此，不如朝廷把铜的流通控制住。”贾山也上书提出意见，认为：“钱币，是无用的东西，用它却可以换取富贵。富贵是由君主掌握的权柄；允许百姓铸币，是使百姓与君主一起掌握权柄，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文帝对此意见不予接受。

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到文帝的宠幸。文帝为了让邓通变得富裕，就将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赏给了他，允许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封国境内的豫章郡有矿山能产铜，他召集了大批没有在官府登记户籍的流民开矿铸钱；在吴国东部煮海水制盐；因此，吴王刘濞不需要收取百姓的赋税而官府的费用却非常充裕。于是，吴王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在全国流通。

起初，文帝将代国的封地分成两国，将皇子刘武立为代王，将皇子刘参立为太原王。这一年，文帝改封代王刘武为淮阳王；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得到了原代国所有的封地。

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冬季十月，桃树和李树在不正常的季节开花。

淮南厉王刘长擅自设置法令，在封国境内推行，将朝廷所任命的官员驱逐，请求由自己来任命相和二千石官员；汉文帝违背自己的意愿答应了他的要求。刘长又擅自将无罪的人刑杀，而且擅自给人封爵，最高封的是关内侯；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多次出现不逊之语。文帝不愿意亲自对他进行严责，就让薄昭给淮南王写信，对他进行委婉的规劝，引用周朝初年管叔、蔡叔和本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骄横不守法、最终遭到废杀之事，让淮南王引为戒鉴。

接到薄昭的书信后，淮南王刘长很不高兴，派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余人同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一起谋划，准备用四十辆辇车在谷口反叛；刘长还派出使者前往闽越、匈奴联系。谋反之事败露，有关机构追究这件事。文帝派使臣将淮南王召到京城。淮南王刘长到达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代理御史大夫的职责，与宗正、廷尉等大臣上奏：“应判处刘长死刑。”文帝下令说：“将刘长的死罪赦免，废除王号；把他遣送到蜀郡严道县的邛邮安置。”处死了与刘长通谋造反的人。用密封的囚车装载刘长，文帝命令沿途所经过各县按顺序传送。

袁盎进谏说：“皇上对淮南王一直骄宠，不给他配备严厉的太傅和相，以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淮南王性格刚烈，如今这样突然地对他施加摧残折磨，我担心他突然遭受风露生病而在途中死去，陛下将背负杀害弟弟的恶名，该如何处置呢？”文帝说：“我的本意，只是让刘长受点困苦而已，现在就派人将他召回。”

淮南王刘长果然因愤恨绝食死去。囚车传送至雍县，雍县县令将封闭的囚车打开，将刘长的死讯上报至朝廷。文帝哭得十分伤心，对袁盎说：“我没按你的话做，最终害死了淮南王！现在如何是好？”袁盎说：“只有将丞相、御史大夫斩杀，向天下谢罪才行。”文帝立即下令让丞相和御史大夫将传送淮南王的沿途各县不开启封门送食物的官员逮捕拷问，将这些人全部处死；按照列侯的礼仪在雍县安葬淮南王，设置了三十户百姓专门负责看护坟墓。

匈奴单于送书信给汉朝廷，说：“前段时间，皇帝说起和亲的事，与书信的意思相同，双方都表示满意。汉朝边境官员对我匈奴右贤王侵夺侮辱；右贤王并未向我请示，采纳了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计策，与汉朝官吏互相敌对，使两家君主的和好盟约断绝，使兄弟之国的情谊受到离间，于是我惩罚了右贤王，命令他前往西方寻找并进攻月氏国。由于受到苍天的降福保佑，加上士卒精锐，战马强健，现已将月氏消灭，该国部众已全部被杀或投降，月氏已经被我征服；楼兰、乌孙和呼揭以及其周边的二十六国，都已向匈奴归顺，擅长骑射的游牧部族，已经全都合为一家，北部从此而统一并且安宁。我愿意停止战事，让士卒得到休息，使马匹得到牧养，消除过去的仇恨和战争，恢复从前的结好盟约，以使双方边境的百姓得到安定。如果皇帝不愿让我们匈奴离汉的边境过近，我就暂时诏令匈奴的官民在离边界远一些的地方居住。”汉文帝回信说：“单于准备让双方过去的不愉快消除，使从前的盟约得到恢复，朕对此极为赞赏！这是古代圣明君主的志向。汉与匈奴相互约定成为兄弟，所以赠送给单于的物品是很丰厚的；不遵守盟约、离间兄弟情谊的事情，多数出现在匈奴一方。然而右贤王那件事情发生时尚未大赦，单于也就不必对他过于责备！单于如果能按来信所说的行事，对大小部属官员明确告知，令他们不再不遵守和约，有诚信，就遵照单于信上所说来做。”

其后不久，冒顿去世，其子稽粥即位，号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即位之初，文帝又以一位宗室的女儿翁主嫁给他成为单于阏氏，同时派宦官燕人中行说到匈奴辅佐翁主。中行说不希望去匈奴，汉朝廷强迫他去。中行说气愤地说：“如果一定让我去，我必定要使汉朝廷遭受大的祸患！”中行说来到匈奴，就向单于归顺，很受单于的宠信。

起初，匈奴喜欢汉朝的缯帛丝绵和食品。中行说对单于劝说道：“匈奴人口的数量还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然而能够这样强大，就因为匈奴的衣食不同于汉，不需要依靠汉朝。现在，单于您使习俗发生改变，对汉朝的东西十分喜欢；汉朝只要将不到十分之二的东西拿出来，匈奴就要全部被汉朝收买了。”他拿来所得的汉朝的丝绸衣裳，让人穿在身上从草丛荆棘中冲过，衣服裤子都被撕裂破烂，从而证明它们不像用兽毛制成的旃裘那样完美实用；又扔掉所得的汉朝食物，以显示它的便利和味美可口不如乳酪。于是，中行说教单于身边的侍从学习文字，用来对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数量进行统计。匈奴送给汉朝的所有书信木札以及印封，都增长加宽，并且所用言辞都傲慢不逊，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自称。

汉朝使者有人对匈奴习俗不讲礼义的现象讥笑讽刺，中行说就对汉朝使者驳难说：“匈奴的约束简捷，实行起来容易；君臣之间坦诚相待，能够维持长久；一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那样易于统一协调。所以，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却一定将宗族的子孙拥立为首领。现在中原虽自认为有礼义，但随着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互相之间就会仇杀争夺，导致改姓，都是由于这种原因。咳！你们这些在土室中居住的人，不要再多说，喋喋不休且沾沾自喜！汉朝给匈奴送来的缯帛丝绵、好米酒曲，达到足够的数量，质量好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多说话呢！而且，你们送来的东西，要是数量足、质量好，那就算了；要是数量不足、质量不好，那就等到秋熟的时候，让我们匈奴的铁骑去你们的庄稼地里践踏！”

梁太傅贾谊上疏给文帝说：“我私下认为此时的局势，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可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可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与情理不符而对道义有害的事，就更难完全列举在一篇上疏中了。那些进言于陛下的人都说：‘此时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我却认为并未达到那样的程度。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的那些人，如果不是愚蠢无知，就是在阿谀逢迎，都不是对治乱大体有真正的了解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到堆积的木柴下边，自己在这堆木柴之上安睡，在火还没有燃烧时，他就觉得这是安全的；如今国家的情况，与此并无不同！陛下为什么不允许我将这一切为您详加说明，从而提出真正能使国家大治大安的策略，给陛下仔细斟酌选择呢！

“假如所提的治世之道，需要费神思虑，使身体劳苦，使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减少，可以不予采纳。我的治国方略，享受的乐趣与现在一样，却能够使封国诸侯各自遵守法规，不发生战争，使匈奴归顺，百姓朴素，陛下在世时有明君的称号，去世以后成为明神，名誉美好永垂青史，使您的顾成庙得到太宗的尊称，向上以配太祖，与大汉江山永存，创立准则，陈列纲纪，受到万世的效法，就算是后世有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出现，仍然可以因为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得到安定的局面。以陛下的精明练达，再使懂得一点治国之道的人辅佐您，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非难事。

“如果封立的诸侯王太过强大，就一定会出现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次遭受祸殃，陛下经常为这类事情担忧，这根本就并非使君主安定使臣子得以保全的好办法。如今有些诸侯王，本是陛下的亲弟弟，却有称东帝的图谋，有些本是陛下的亲侄子，却要向西进兵攻打京师，最近又有人对吴王将要图谋不轨进行检举。现在陛下正处于壮年，朝政也没什么过失，施加了许多恩德，他们尚且做出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那些最大的诸侯王国，权力几乎达到了上述几王的十倍呢！

“但是，如今天下却比较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尚小，王国的权力正由汉朝廷任命的太傅和相控制着。几年后，封立的诸侯王差不多都会长大成人，血气方刚；由朝廷任命的太傅和相只能以称病辞职的方式被罢免，在诸侯王的封地里，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全部是由他安置的私人党羽。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还会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有所不同吗！到那时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即使像尧和舜一样的圣人，也做不到。

“黄帝说：‘在中午阳光最好时，务必要晒东西！手中握着利刃时，就要借机宰杀牲畜。’现在要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行事，想使臣子得以保全，使君主安定，是很容易做到的，若不趁早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亲人已犯下罪行，再将他们诛杀，那同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些凭借自身的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将他们打败，却又不能使异姓王有能力造反的客观条件有所改变；同姓诸侯王也会像他们一样图谋反叛，这种征兆已经出现了，其形势又与从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向何处转移，英明的皇帝在位时都得不到安宁，无法保证社会的安定，后世又会如何呢！

“我私下追寻从前的事迹，基本上先造反的都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长沙王国的百姓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小，然而他的封国保存得却最完整，与朝廷关系疏远却最为忠诚。这不仅由于吴芮的为人不同于其他诸侯王，也有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的原因。如果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几十座城的封地称王，很可能到今天已经残灭了；如果让韩信、彭越这样的人物受封为彻侯安居长安，保全到今天，也很有可能。那么，就能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了：要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向朝廷尽忠，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都和长沙王一样国小势弱；要使臣子不遭受诛杀被剁成肉酱，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都与樊哙、郦商等人一样；要想让天下得到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是分封大量的诸侯王国而使每个王国的势力受到削弱。王国势力弱小，易于约束诸侯遵守礼义，封地狭小就会使诸侯不生发野心。让全国的形势，就像身躯控制胳臂，胳臂控制手指，不出现不从命的现象，诸侯王国的封君没胆量产生异心，都从四面八方听从天子指挥。将王国的封地分割，制定制度，将齐、赵、楚各分为许多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后世子孙都能按次序分得他们祖先的一份封地，直到所有土地都分割完毕；那些从封地中划分出许多小国但国王的子孙不多的封国，先建起分割的小国，封君之位暂时空悬，等到有子孙生育出来，再让他们到先已建立的小国当封君；诸侯王国原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皇帝都不贪图，只为了实现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可以做到这些，即使让婴儿做皇帝也可安宁无事，只有遗腹之子留下，众臣朝拜先帝的衣物，天下也不会有动乱发生；这样，皇帝在世时能够大治，圣明也会得到后世称颂。陛下是怕什么人而迟迟不这样做呢！

“此时天下的形势，就像是一个人得了浮肿病，小腿差不多和腰一样粗，一个手指差不多和大腿一样粗，平时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完成，一两个手指有痛感，全身都应付不了。错过现在时机不进行医治，一定会成为顽症，以后就算出现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力医治了。此时的病还不只是得了浮肿，还要遭受脚掌变形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之子，是陛下您的堂弟，然而如今的楚王，却是您堂弟之子。齐悼惠王之子，是陛下您的亲侄子，然而如今的齐王，却已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与陛下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的人，有一些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使天下稳定，而那些血缘关系与陛下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大权在握，开始对天子形成威胁了。因此我才说国家形势的险恶，不只是像人得了浮肿那样，还遭受脚掌变形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值得为之痛哭的，就是这样的病。

“全国的形势，就像一个人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天子对天下来说就是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至高的君主。以蛮夷为名的四方部族，对天下来说就是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身份低下的臣属。如今匈奴态度傲慢，使朝廷受辱，侵掠地方，抢夺人民，极其不敬；但是汉朝廷却每年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给匈奴。双脚反过来在上面，头颅却处于下方，如此倒悬，谁也解救不了，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还能说国家有贤能的人吗？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如今陛下不去攻打强敌却去猎取野猪，不逮捕造反的盗贼却捕捉畜养的兔子，在微不足道的娱乐中沉沦却不考虑消除大患，本来可以使威德声望远播，但现在与长安相距只有数百里的地方，却不能实行朝廷的威势和政令。值得为之流涕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如今平民居住的房屋，装饰墙壁时可以依照皇宫的规格；身份低贱的妓女戏子，在妆扮自己时使用皇后的头饰。况且，皇帝本人穿的是粗丝黑衣服，然而那些富民装饰房屋墙壁用的却是华丽的绣织品。天子的皇后在衣领上所加的边饰，却是平民的小妾用来装饰鞋的。我所说的悖乱就是这些。再说一百个人所生产的丝绵绸缎不够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的人都不遭受寒冷的痛苦，怎么能实现呢；一个农夫耕作，前来分吃的人却有十个，要使天下的人都不遭受饥饿，也是做不到的；百姓们饥寒交迫，要想不让他们做奸邪之事，是办不到的。这是值得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鞅将礼义和仁爱恩惠抛弃，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进取上；秦国把他的新法推行了两年，结果风俗一天天败坏。于是秦国的人，富有之家，儿子长大成人后便和父母分家，贫穷的家庭，儿子长大后就去当赘婿；儿子把农具借给父亲，脸上就表现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马上被责骂；儿媳把吃奶的婴儿抱在怀中，竟然和公爹坐在一起；媳妇和婆婆关系差，就当众争吵；秦人只知对儿子慈爱，贪财求利，这与禽兽的差别已经没有多少了。直到如今，秦人还有未改变的残余风俗，将礼义抛弃，置廉耻于不顾的风俗，每天都在加重，可以说是每个月都有发展，每年都变得不同。人们在做事时，并不考虑它是不是应该做，而只考虑是否能够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经出现了子弟杀其父兄的现象。而朝廷大臣眼中的大事只有郡县地方官员不按规定期限将统计文书上交朝廷，至于风俗逐渐恶化，世风日益败坏，却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耳闻目睹都无法引起注意，认为那样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更易风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步入正道，这并非庸俗的官吏有能力做到的。庸俗的官吏能做的只是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对治国的大体一无所知。陛下您自己对这些问题又不忧虑，我私下为陛下觉得惋惜！为什么不在此时就将根本制度确立起来，使君主符合君主的形象，臣子符合臣子的形象，上下有各自的等级，父子六亲分别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个制度如果确立起来，后世子孙就可得到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准则可以遵循；如果根本制度得不到确立，就像没有缆绳和船桨而横渡江河，船在行到江河中心时遇到风波，就一定会沉没。这是值得为之深深叹息的。

“夏朝、商朝和周朝天子的尊位都承传了数十代，秦为天子只有两代就灭亡了。人性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从而使统治得到了长期的维持，而秦无道就极为短促呢？这是可以找到原因的。古时君主如果英明，在太子诞生的时候，就按礼义的规定对待他，相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严肃，前往南郊举行礼仪，从宫门经过就下车，从宗庙经过就恭敬地小步快走，因此，太子从婴儿时开始，在道德礼义方面就已经接受了训练。等太子到了儿童时期，稍微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对他加以熏陶，将奸邪小人驱逐，不让恶劣的行为被太子看见，这时，天子谨慎地从天下臣民中挑选为人正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博学多识而又熟悉治国之术的人对太子加以拱卫和辅佐，让他们与太子相出入。因此，太子从诞生的时候起，能够见到的都是正事，能够听到的都是正言，能够实行的都是正道，他的前后左右全是正人。一直和正人在一起，他在思想言行方面不可能不正，这与在齐国生长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同不正的人在一起，就会成为不正的人，这与在楚地生长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与天性一样，形成习惯就会自然。’同时学习礼义和开发智力，共同增长，因此无论如何切磋都问心无愧；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同步形成，因此道德礼义观念就像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统治，其原因就是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的存在。到秦朝时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秦始皇让赵高担任胡亥的老师，教给胡亥断案判刑的方法，胡亥学到的，不是斩首和割鼻，就是将人三族诛灭。胡亥第一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说那些出于忠心进谏的人是诽谤朝政，说那些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是妖言惑众，把杀人等同割草。这难道只是由于胡亥有凶恶的天性吗？是因为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与正道不符。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灭亡得很快，是可以见到其辙迹的；但若不引以为鉴，后车会再次倾覆。天下的命运，由太子一人决定，想让太子成为优秀的继承人，在于及早教育并选择贤人辅佐太子。在童心未失之时进行教育，容易取得成效；使太子领会仁义道德的主要内容，是教育的责任；至于使太子通过习惯形成善良的品行，那就是他身边亲随的责任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有相同的哭声，也没有什么欲望和嗜好上的不同；等到长大后形成了不一样的风俗习惯，各说自己的语言，虽然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生活在那里，这完全是教育和习惯导致的。因此我才说为太子选择身边亲随、及早加以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正确并且身边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会正，太子一正就可使天下安定了。《尚书》中说：‘天子一个人善良，万民全都仰仗他。’对太子的教育是当务之急。

“普通人的智力，能理解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见到即将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就是将某种行为制止于它即将发生之前，而法则是惩罚已经发生的行为。因此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不易了解。如果对善行以奖赏来奖励，对罪恶以刑罚来惩治，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就会像金石般坚定；实行这样的法令，像春夏秋冬四季般准确无误；确立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有如地载天覆那样无偏无私，怎么能以为奖赏和刑罚是先王所不用的呢？然而，人们反复称赞的礼，可贵的地方在于能在尚未萌生时便杜绝罪恶，从细微的地方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在不知不觉间日趋于善，远离罪恶。孔子说过：‘审理讼案，我和别人相同；然而我一定要杜绝讼案的发生！’为君主谋划，首先应当对选择什么和抛弃什么加以审定，在内确立了取舍标准，于外就会表现出相应的安危后果。秦始皇希望尊奉宗庙并使子孙后代得到安定，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一样的。不过，商汤和周武王普及德政，保持了六七百年；而秦始皇只统治了天下十多年就彻底覆灭。这并无别的原因，就是由于商汤和周武王很慎重地决定取舍，而秦始皇不慎重地决定取舍。国家的政权，本就是一个大器物；如今由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之处就安全，放在危险之处就危险。统治国家的情况，与器物的放置并无不同，关键就取决于天子如何安置。商汤和周武将天下安置于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全都知道的；秦始皇将国家安置在法令、刑罚之上，几乎使自身遭祸，而子孙遭到灭绝，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不一样的取舍就明显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是否正确，必须对他所做的事进行观察，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乱说了。’如今，有人说对国家的治理，礼义比不上法令，教化比不上刑罚，君主为什么不用商朝、周朝和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进行对比呢！君主的尊贵，好比大堂，群臣有如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像平地。因此，如果台阶有九层，堂的边角与地面距离很远，那么，就能使堂显得很高大；要是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与地面很近，就会使堂显得很低矮。高大的堂不易攀登，低矮的堂就容易被人践踏，情势就是这样。因此古代明君规定了等级序列，朝中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还有百官和小吏，直至平民，等级明确，而天子凌驾在这个等级序列的上方，所以，天子拥有高不可攀的的尊贵。

“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个比喻很好。老鼠在器物附近，人们尚且担心将器物砸坏，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在皇帝身边的亲贵大臣呢！用廉耻礼义对君子加以约束，因此可以命令大臣自杀却不可以对他们使用刑杀和侮辱。正因为这一点，黥刑、劓刑都不对大夫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礼有这样的规定：臣子不敢对为君主驾车的马的年龄进行察看，用脚把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料草踢了，便会受到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不敬的行为。如今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级别高的官员，都是需要天子改容礼遇的人物，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相当；但现在却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及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与堂没有台阶一样了吗！受到杀戮凌辱的人不与皇帝过于接近了吗！对廉耻不加提倡，那些大权在握的大臣，不是虽有朝廷大员的身份却像刑徒罪隶一样一点羞耻心也没有了吗！望夷宫事件，秦二世被判处重罪，这是投鼠却不忌器的结果。我听说：不论鞋子多么光鲜，都不可以放在枕头上，不论帽子如何破旧，也不可以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从前担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以礼待他，吏民曾俯伏于他面前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可以将他的官职免去，也可以将他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将他诛灭；若是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捆绑他，把他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为官府充当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谩骂笞打他，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被百姓看到的。如果卑贱的人对达官贵人一旦犯罪遭到贬责，我也可以凌辱他这种情况很熟知，对于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倡导是不利的。古时大臣有由于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因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犯罪的，不直接说他淫秽，而是说‘帷薄不修’；有软弱无能不足以胜任的，不直接说他软弱无能，而是说‘下官不称职’。因此，显赫的大臣就算确实犯下罪行，对他所犯的罪过仍不直接指出，而是予以迁就，替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君主严谴、斥问的大臣，在听到严谴、斥问后就穿上丧服，带着用来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门给官员请罪的请室中，等候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对他捆绑牵引；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被判处的罪名便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杀他；所犯罪行很大的，得知判决旨意后，便面对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住他的头发将首级斩下。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了过错，我可是用礼来对待您的。’君主用礼对待众臣，众臣便会自爱；君主用廉耻对臣子加以约束，臣子就会对气节品行加以重视。若是君主用廉耻和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来回报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这样的习俗要是蔚然成风，那么做臣子的考虑的都只有操行而无利益，坚守气节并尊重大义，君主就可以放心地将掌管治国的大权委托给臣子，可以让他们辅佐尚未成人的继承者，这便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成果，君主会损失什么呢！不去做这样的事，却让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得以长期实行，所以说这是值得为之深沉叹息的。”

贾谊由于绛侯周勃曾经被逮捕下狱，最终也并未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对文帝进行讽喻。文帝认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注意用礼义和气节善待臣下，此后，大臣有犯罪的，一律自杀，不再遭受刑杀的凌辱。

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冬季十月，文帝下令不得将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擅自拘捕。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门前东阙上的楼阁罘罳起火。

民间传唱着与淮南王有关的歌谣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后深感不安。

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夏季，文帝将淮南厉王之子刘安等四人封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必然会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劝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全都知道他所犯下的罪恶！陛下免除他的死罪而将他流放，他自己生病死去，天下臣民谁会认为他不该死！如今对罪人之子加以尊奉，恰恰会使天下人非议朝廷原来对淮南王刘长的处置失当。刘安等人年岁逐渐长大，怎能将他们的父亲忘记呢！白公胜为了替父报仇，以他的伯父和叔父为报复对象。白公作乱，目的并不是取代君主而将楚国占有，只是想发泄怒火让自己得偿所愿，敏捷地亲手向仇人的胸膛插入利刃，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虽然地小，但黥布曾凭借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打败他，只是天幸。将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给予仇人，这并不是个高明的决策。朝廷将人民给予他们，让他们获得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如果不像伍子胥、白公胜一样复仇于广阔的都市，就可能像专诸、荆轲一样行刺于朝廷之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兵器送给盗贼，为猛虎增添翅膀。希望陛下加以考虑！”文帝并不听他的话。

有长星在东方出现。

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春季，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冬季，文帝前往甘泉宫。

将军薄昭将汉朝廷的使者杀死。文帝不忍诛杀他，就派公卿去同他饮酒，希望他自杀，然而薄昭不肯自杀；文帝又派众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哭他，这才使薄昭自杀。

臣司马光说：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掉薄昭，确实比较果断，但却于义有损。从前秦康公送晋文公回国时，曾感叹见到舅父就像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当时仍然健在，她的弟弟只有薄昭一人，文帝毫不留情地杀了薄昭，这与孝顺母亲的做法不符。”我认为，法律的准绳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只有能对法律善加运用的人，不以关系亲疏区分，无所回避，这样所有的人才不敢以有人撑腰为依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有长者之名，文帝不选择贤人做他的师傅加以约束，却让他掌握兵权；他因骄横而犯上，以至于敢把朝廷使者杀了，不就是依仗有人撑腰才这样大胆吗！假如文帝将他赦免，那又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有什么区别呢！魏文帝曾对汉文帝的美德大加称赞，但对他杀薄昭这件事却不赞成，说：“对待舅舅家，皇帝应能使他们安享富贵，而不应给他们权力让他们干政，既然做出违法犯罪的事，却又不得不按律法处理。”这是对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造成了以后的恶果的讽剌，魏文帝的看法比较中肯。由此可见，要想让太后宽心，还是从开始就更谨慎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