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昭阳作噩（公元前48年），尽屠维单阏（公元前42年），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

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季正月辛丑日，将汉宣帝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汉元帝将王政君立为皇后，赐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元帝颁布诏令：将三辅、太常、各郡、国的公田和皇家苑囿可以省下来的费用，全都用来赈济贫民，帮其就业。财产不足一千钱的，给予或者借给他们种子或粮食。

元帝赐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的同胞弟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命他承袭平恩侯的爵号。

夏季六月，因为传染病在民间爆发，汉元帝命太官减少菜饭，削减乐府人员，减少皇家马匹，用来救济难民。

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和封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造成饥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朝廷紧急转运附近地区的钱粮用来救灾。

汉元帝以前听闻琅邪王吉、贡禹都十分通晓儒家经典，品行清廉，就派使者征召他们二人到京师长安。王吉在半路上因病去世。贡禹到达后，被任命为谏大夫。汉元帝数次虚心地向他请教怎样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的君主节俭朴素，只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并没有其他的赋税和徭役，因此每家每户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帝、孝景帝时，宫女也就十几人，御马一百余匹。但是后世争相追求奢侈，越发严重。臣下也慢慢仿效。我认为：能够做到远古那样固然困难，但是也应该适当效法古代，推行节俭。如今宫殿已经建成，就没有办法了，其他的开销，可以尽量缩减。过去设立于齐郡的皇家纺织厂，每年给皇室制作的高档丝织服装，不过只有十只竹箱；而如今，齐地的这三家织造厂的工匠分别就有数千人，一年下来消耗数万钱财，而皇家饲养的御马，也已经将近一万匹。武帝时期，又广泛征集几千名美女充实后宫。等他去世的时候，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一共有一百九十种；而所有的宫女，全部被送到陵园，看守陵墓。等到宣帝安葬的时候，陛下不能提出任何节减开销的意见，臣下们也依照先例，实在是太让人痛惜了！这种风气遍及全国，娶妻纳妾，大多严重超出正常限度。有的诸侯王妻妾甚至多达数百人，豪强官吏和富民，有的也拥有数十名歌女。因此，闺房内怨女增多，单身汉也随之增加。至于庶民百姓，丧葬时将钱财当作随葬品大量埋于地下。这一过错，发自天子，全是大臣们依照先例厚葬的后果。我建议陛下，深入研究古代的道理，遵循节约的方法，大量减少御用车辆、衣服、器物的开支，至少减掉三分之二。挑选后宫中贤德的美女，留下二十人，剩下的各自送回家。凡是看守陵园且没有生育过的女子，全部遣散。御马不要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苑地，当作打猎场所。如今天下正值饥馑荒年，难道不应该最大限度减少开支，用来赈济困苦的人民，以称天意吗？上天降下圣人，是为广大百姓谋福利，不是仅仅让他自己享乐。”汉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颁布诏书：只要是皇帝很少使用的离宫别馆，无需修缮，太仆减少御用马匹，水衡削减供皇帝打猎或者观赏用的野兽。

臣司马光说：忠臣服侍君主，应该请求君主去做一些困难的事，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无需花费大力气就可以纠正；只要君主能够改正自己的缺点，那么他的优点自然就可以发扬。汉元帝刚刚即位，就向贡禹虚心求教，贡禹应当将最要紧的事放在第一位，将缓事放在第二位。犹豫不决，奸佞小人掌权，是当时最大的隐患，但是贡禹没有在这方面建议；谦虚恭谨、简朴节约，是汉元帝原本就具有的品质，但是贡禹煞费苦心，提出建议，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是他的智慧连这些都不清楚，又如何能够称之为贤能！要是他明明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了。

匈奴呼韩邪单于又一次上书西汉朝廷，讲述部众生活艰难。西汉朝廷命令云中、五原两郡，运输二万斛米谷，救济他们。

这一年，西汉朝廷开始增设戊己校尉，主持原车师地区的军队屯守开垦。

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季正月，元帝到甘泉去，在泰畤祭拜天神。乐陵侯史高凭借外戚的身份掌管尚书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是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有名的大儒，他与周堪全都做过汉元帝的老师，有很深的感情。汉元帝十分信任他们二人，数次宴请接见二人，讨论历朝历代的兴衰安危，讲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举皇室出身、通晓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向担任给事中，和侍中金敞一起在汉元帝身边，纠正汉元帝的错误。四人同心协力，筹谋商议，劝导元帝推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面纠正政治上的错误。汉元帝对此十分向往，所以给予采纳。史高只不过是在高位上充数而已，因此与萧望之产生了矛盾。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期就一直掌管中枢机要，对于法令条文十分熟悉。汉元帝即位后多病，因为石显长期身居要职，还是宦官，而且没有婚姻之家，还缺少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同党，精明干练，值得信任，因此就将大权托付给他，朝廷事无巨细，全部经由石显转奏，之后再由皇帝决断。石显的权势，超越所有大臣，文武百官，没有不对他恭恭敬敬的。石显为人灵巧聪明，明白事理，总能领会皇帝藏于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心肠阴险狠毒，常常用似是而非的诡辩污蔑他人，任何一点微小的怨恨，都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他与车骑将军史高彼此勾结，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常常坚持遵行旧制度，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看法。

萧望之等人厌恶许氏家族及史氏家族的放纵，也十分痛恨弘恭、石显的擅权，因此向汉元帝提议：“中书乃宣扬诏书的地方，位于朝廷中枢，主管机要，理应由光明公正的人去完成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玩乐，所以才改用宦官，这并非古代的制度。应该改正宦官同时担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样才与古代君主不接近因为受过刑罚而致残的人的礼制相符。”这项建议大大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弘恭、石显之间的矛盾。而汉元帝刚刚即位，谨慎谦让，不愿轻易地改变祖先的制度，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将刘向改由中朝调出，任外朝宗正官。

萧望之、周堪屡次向汉元帝推举著名儒士及出色的人才，用来当作谏官人选。会稽郡人郑朋想要投靠萧望之，因此上书汉元帝，举报车骑将军史高派其门客到各地图谋私利，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种种恶行。汉元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周堪过目，周堪提议说：“让郑朋在金马门等候召见。”于是郑朋写了一份奏记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为国家筹谋规划，是想像管仲、晏婴那样便满意了呢，还是一直忙过了中午才吃饭，直至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下来呢？要是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我就返回家乡延陵守护祖先的坟墓，一直到老死。要是将军重振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不分昼夜地兼听群言，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微小的力量。”于是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与他以诚相待。后来发觉他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小人，就与他断绝了来往。郑朋是楚地士人，因为失望而心生怨恨，于是就转而投向许、史家族，对于自己过去所做的事这样解释：“那全是周堪、刘向指使我做的，我远在函谷关以东，如何能得知朝廷里的事？”侍中许章上奏请汉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与汉元帝对话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圣上举报萧望之犯下的五项小过，一项大罪。”待诏华龙，品行极差，也想加入到周堪等人构成的派系中，周堪等没有接纳他，因此华龙也和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让郑朋、华龙两人指控萧望之等密谋废黜车骑将军史高，让汉元帝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的时候，指使郑朋、华龙递交奏章。汉元帝将这件事交付弘恭查办。当询问到萧望之的时候，萧望之回答说：“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无度奢侈浪费，我希望圣上能够疏远他们，目的是为了匡正国家，并不存在什么奸邪的念头。”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向，结党营私，彼此间称许推荐，多次诋毁朝中重臣，挑拨陛下与亲戚的关系，企图掌控朝廷，独揽大权。身为臣子是不忠，欺骗陛下是无道。请求派遣谒者将整个案件移送至廷尉。”当时汉元帝即位不久，还不知道移送廷尉就是关入大牢，因此便批准了奏请。后来，汉元帝要召见周堪、刘向，身边的人回答说：“他们已经被逮捕入狱。”汉元帝大惊说：“不是就让廷尉问话吗！”因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汉元帝说：“赶快放他们出来办公！”于是弘恭、石显就使史高对汉元帝说：“陛下即位不久，没有凭借德行而闻名于国内，反而先用法律惩处师傅。既然已将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倒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于是汉元帝颁布诏书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当过我八年的师傅，并没有其他过失。如今只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难以明断，将他的罪过赦免，收回他的前将军、光禄勋印信绶带；而周堪、刘向全部免官，贬为庶人。”

二月丁巳日，汉元帝册封弟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城郭、房屋坍塌，很多百姓被压死。

三月，汉元帝册封已故广陵厉王刘胥的儿子刘霸继承王位。

汉元帝下诏：取消黄门寺所管理的御车、御狗、御马。水衡所属的皇室花园，宜春所属的下苑，少府所属的皇室佽飞外池，以及皇室弋射苑中的土地，全都租赁给贫民耕作。还大赦天下，命令有关部门举荐出色的人才和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以及敢于直言进谏的人。

夏季四月，汉元帝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推举太原太守张敞，说他是先帝时期的名臣，适合做皇太子的老师并辅佐太子。汉元帝询问萧望之，征求他的看法。萧望之觉得张敞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官员，足以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可是他行为不稳重，不具备身为老师的器量和资质。于是汉元帝派使者征召张敞，打算任命他为左冯翊，不巧张敞因病去世。

汉元帝颁布诏书，授予萧望之关内侯爵位，同时兼任给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日觐见。

关东发生灾荒，齐地出现人吃人的惨况。

秋季七月己酉日，又一次发生地震。

汉元帝再一次征召周堪、刘向，打算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石显从中干涉，于是元帝任命二人为中郎。

汉元帝向来十分敬重萧望之，打算让他做丞相。弘恭、石显及许史两家族的兄弟、侍中、诸曹，都对萧望之等人心怀愤恨。于是，刘向唆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一事上书称：“地震的发生，可能是针对弘恭等人的，而并不是因为萧望之、周堪、刘向三个独夫。我十分愚昧，但是在我看来，应该罢免弘恭、石显，以彰显对善良压制的惩处，而且应该提升萧望之等人，这样可以疏通贤者的道路。如果能这样，那么天下太平的大门就会敞开，灾难的源头也就阻塞了。”奏章递上之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向指使的，于是请求汉元帝追查真相，根据调查，上书人果真在供辞中承认是受到刘向的指使。因此抓捕刘向，将他囚禁在牢狱里，免掉官职，贬为平民。

恰巧萧望之的儿子散骑、中郎萧伋也上书就之前的案子为他父亲喊冤，奏章交付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核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行有很确凿的证据，并非诬告陷害。他却唆使儿子给皇上上书，引用《诗经》上与无罪有关的诗篇，丧失了大臣体统，实在是不敬，请逮捕审问。”弘恭、石显等知道萧望之平日里气节高尚，不可能容忍入狱的耻辱，因此建议说：“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到以前的案子当中去，而又获得陛下赏赐爵位封邑，他非但没有悔过认罪，反而满腹抱怨，唆使儿子上书，将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老师，不管怎样都不会治他的罪，要是不让他体会到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不服气，那么陛下再也没有办法对臣下施以厚恩了！”汉元帝说：“萧太傅向来性情刚烈，怎肯去坐牢？”石显等人说：“人最看重的是生命，但是萧望之被控告的，只不过是言语上的轻罪，一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于是汉元帝同意了请求。冬季十二月，石显等将诏书封好，交给谒者，命令让萧望之亲手开启。同时下令太常立即调拨执金吾所属车马，将萧望之的住宅团团围住。谒者抵达萧宅，召萧望之。萧望之就这件事询问他的学生鲁国人朱云，朱云是崇尚气节操守之士，劝萧望之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道：“我曾经位于将相之列，现在年龄已经超过六十，这么大的年纪却要被关进监狱，苟且偷生，难道不鄙贱吗？”于是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将药和好拿来给我，不要让我等死的时间延长！”因此饮下毒酒，自尽而亡。汉元帝听说后十分震惊。拍手说：“我原本就猜测他不会去坐牢，果真把我的好老师杀了。”这时，太官正将午餐呈上，汉元帝却不肯用餐，为萧望之痛哭不已，他的悲哀感动了身边的人。因此召见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时判断出现失误，都脱下官帽，磕头请罪，过了许久，事情才算了结。汉元帝追思悼念萧望之，难以忘怀，每年四季都派使者到他的坟墓前祭拜，直到自己去世才停止。

臣司马光说：汉元帝这位君主，实在是太奇怪了，很容易被欺骗，却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他们的阴谋诡计，有的时候确实很难分辨。但是汉元帝开始的时候已经想到萧望之不肯入狱，而弘恭、石显却说一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没过多久萧望之果真自杀，那么弘恭、石显的欺骗，已经十分明显了。即使中等智慧的君主，都会情绪激动，雷霆大发，从而惩罚奸邪的臣子！但是汉元帝则不同，虽然他用痛哭流涕、不肯吃饭来悼念老师，但是终究没有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让他们脱掉官帽谢罪罢了。这样，又如何能够惩治奸臣呢？这正是导致弘恭、石显为所欲为而不再有所顾虑的原因。

这一年，弘恭因病死去，石显继任中书令。

起初，汉武帝灭掉南越，在海南岛上开始设置珠崖郡、儋耳郡，官吏和士兵全都是中原人，对当地土著常有抢夺凌辱的事件发生。而当地土著也十分凶悍强大，觉得海南岛被大海隔绝，因此一直违背官吏的禁令，大约每过几年，就发动一次叛乱，攻击杀死官吏。每次汉朝都派出军队，予以平定。二十多年间，一共爆发过六次叛乱。宣帝在位期间，又爆发两次叛乱。汉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县叛乱，汉朝派兵镇压。但是其余各县也随之叛乱，连续多年无法平定。汉元帝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打算发动大军镇压。待诏贾捐之说：“我听闻，尧、舜、禹这些贤明有德的君主，他们的统辖范围不过方圆数千里，西接流沙，东近大海，朔方以南全是中原威望与教化普及的地区，声明愿意接受中原威望与教化的，中原就去管理，不愿意接受中原威望及教化的，中原也不会强迫。因此无论君王还是臣子，全有德行可以称赞颂扬，只要是有生命的动物，全都得到它们所需。我听闻武丁、成王是商王朝及周王朝至仁的君主，但是他们的领地向东只不过到达江国、黄国，向西也仅仅是到达氐、羌二部落，向南也不过到达蛮人的楚部落，向北不过到达朔方。因此称赞颂扬的声音遍起，只要是会听会看的生物，全乐于生存。越裳部落，经过重重翻译，而向中原纳贡，这并非依靠武力能够得到的。后来到了秦王朝，发动军队远征，贪恋外部的功劳，而导致国家内部虚弱，天下背叛，朝廷崩溃。等到了汉孝文皇帝，停止战争，修明文教，在那个时期，审理及判决的案件，也不过数百起，赋税及徭役，少而且简单。到了孝武皇帝时，修缮武器，喂饱战马，用来征讨四方夷族，审理及判决的案件多达数万起，赋税繁多，徭役繁重，致使盗贼并起，而大军不断出击，父亲在战斗中阵亡于前，儿子在战斗中受伤于后。女人护卫边疆的堡垒，孤儿在道路上大哭，老母、寡妇在小巷里低声啜泣，这全是开拓的疆土太大，战争无法停止所导致的。而如今，函谷关以东的百姓，长期贫穷，流离失所。人情，最亲的莫过于父母，最爱的莫过于夫妇；发展到卖妻子、卖儿女的地步，法令却无法禁止，道义也不能制止，这是国家的忧患啊。如今陛下不能忍住一时的愤怒，打算驱使壮士，将他们推入大海，在那个荒凉黑暗的孤岛上，大显威力，这并非拯救饥荒、保护百姓的好方法。《诗经》说：‘蠢笨的荆楚蛮人，居然敢与大国为敌。’意思是说：圣人出现，外族自然归顺；中原衰败，外族先行背叛。从古代起，担忧的便是这些，何况是在距荆楚部落更远的南方万里之外的蛮人呢！骆越的百姓，父亲和儿子同在一条河里沐浴，习惯用鼻子喝水，与禽兽并无差别，原本就不值得在那里设置郡县。单独地悬浮在大海之中，雾大露重，气候潮湿，多毒草、毒虫、毒蛇，水土灾害肆虐。在看到敌人之前，战士已经因病而死。况且，出产珍珠、犀牛、玳瑁的也并非只有珠崖郡。舍弃它，不值得可惜，不征伐，一点也不会损害到朝廷的威望。那里的百姓就像鱼鳖，不值得去争取！我私下用之前平定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当作例证。军队在前线作战，还不足一年，而且战场距离京师长安，还不足一千里，军费已经高达四十余亿。大司农所管辖的国库钱财用光，更是动用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之税作为补充。处理一个角落的问题，尚且花费这么多，更何况是让军队长途跋涉、袭击敌人呢？只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不会有功劳！从古代找寻类似的事，都无法找到，现在做这类事又不利。我十分愚笨，认为除非是那些懂得文明礼仪的国家，《禹贡》谈及的地方，《春秋》谈到的治理的地方，其他的都可以丢到一边。因此提议放弃珠崖郡，将全部精力用在救济函谷关以东的灾民上，消除国家的忧患。”汉元帝询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觉得应该进攻；丞相于定国则认为：“朝廷连年出兵平定珠崖郡叛乱，护军都尉、校尉和丞，一共十一人，生还的只有两个人，战士以及运送粮草的人，死亡的超过万人，耗费也达到三亿多钱，还不能彻底平定。如今函谷关以东又遭受灾荒，粮食严重匮乏，民心动摇，贾捐之的提议是正确的。”汉元帝准奏。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

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春季，汉元帝颁布诏书：“珠崖郡匪徒杀死官吏百姓，背叛中原。如今在朝廷会议上，大臣们有的主张镇压，有的主张固守，有的主张放弃，意见不统一。我日夜思考他们的提议，因为羞于朝廷的威望没能施展，于是主张诛杀；又犹豫不决，想避开战乱，于是坚持屯守；遍观时局变化，担心百姓的处境。百姓遭受饥荒和不去平定远方蛮族的叛乱，哪一个更具危险性？就连我祭拜祖先的祭品，都因为荒年的缘故而无法备齐，何况边境上小小的羞辱呢？如今函谷关以东的百姓正遭受严重的困难，官仓空虚，不能相互接济，要是再征集壮丁打仗，不仅让百姓疲劳，而且还会再出现荒年。如今决定撤掉珠崖郡，百姓有倾慕仁义、愿意迁至中原内地的，可以随处定居；不愿意搬迁的，无需勉强。”

夏季四月乙未晦日，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大赦天下。

夏季，发生旱灾。

汉元帝册封已故长沙炀王刘旦的弟弟刘宗继任长沙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书提议：“各离宫及长乐宫的警卫军队，可以减掉大半，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六月，汉元帝颁布诏书说：“我念及百姓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儿女，从事并非他们本职的工作，守卫君主不经常居住的宫殿，我担心这并非是促进阴阳调和的行为。撤掉甘泉、建章两宫的守卫部队，命令他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朝廷官员应该在节约开支方面提出方案奏报，不要有所顾忌。”

这一年，汉元帝又提拔周堪担任光禄勋，周堪的学生张猛担任光禄大夫，兼任给事中，很受信任。

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到甘泉，在泰畤祭拜天神。

三月，汉元帝前往河东，祭祀地神；赦免汾阴刑徒。

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封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汉元帝抵达雍城，祭祀五帝。

夏季四月，有异星在参宿星旁出现。

汉元帝采纳儒家学者以及贡禹等人的建议，下令太官不许每天宰杀牲畜，所提供的饮食全部减少一半；皇帝御用的车马，只需维持正事所用就足够了。取消角抵这类表演游戏，将上林宫馆内很少与皇帝见面的宫女放掉，关闭在齐郡的三座皇家纺织厂，放弃北假地区的皇家田地，撤销盐铁官，撤销常平粮仓。不再限制博士弟子的名额，以增加学者的数量。黎民只要是对儒家经典其中任意一经精通的，就可免去赋税徭役。废除刑罚的七十多项判例。

御史大夫陈万年离世。六月辛酉日，提拔长信少府贡禹担任御史大夫。贡禹曾先后数十次上书，规劝汉元帝的得失。汉元帝欣赏他的坦率正直，大都予以采纳。

匈奴郅支单于认为他距离汉朝太过遥远，加上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却没有帮助他，所以让汉朝使节江乃始等深陷艰难困辱之中；同时，派使者进贡，要求将在汉朝做人质的儿子送还。朝廷商量派卫司马谷吉将人质护送回国。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人匡衡全都认为：“郅支单于对于汉朝并非心悦诚服，他居住的地方还在遥远的绝域，我们派使节护送他的儿子，送至边塞就可以回来了。”谷吉上书说：“汉朝对待蛮族，长期进行笼络及约束，现在我们已经抚养郅支单于的儿子长达十年，恩泽很厚，要是不护送他到遥远的家，只送至边塞，那就表明永远与他断绝关系，这样就会让他不再向往并听命于汉朝，要是摈弃之前的恩德，反而结下今后的怨仇，这是十分不利的！参与意见的人，顾及到起先江乃始缺少应变敌人的能力，无法施展机智勇敢，导致遭受羞辱，就提前替我担忧。我有幸持着大汉的旌节，承奉圣明的诏书，传达汉朝对于匈奴深厚的恩情，估计郅支单于也不敢无礼。要是他狼子野心，对我不讲道义，那么他就相当于犯下了滔天大罪，一定逃得很远，不敢靠近边塞。牺牲掉一个使节，却让百姓获取安宁，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同时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因此，我愿意将郅支单于的儿子送至王庭。”汉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于是谷吉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至王庭，郅支单于以怨报德，居然杀了谷吉等人。他知道自己深负汉恩，又听闻呼韩邪单于的势力逐渐强大，害怕遭到袭击，想向远方迁移。就在这个时候，康居王国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袭，处境困窘，康居王和诸翕侯商讨，认为：“匈奴是一个大国，乌孙一直臣服于它。现在，郅支单于被困在国境之外，我们可以将他接来，安排在东部边界，之后联合他一同攻灭乌孙，而拥立郅支单于，这样对匈奴的担忧也就能够永远消除了。”因此派使节到坚昆，给郅支单于传话。郅支单于向来恐惧，又深恨乌孙王国，得知康居王国的计划，心中很高兴，因此就和康居王国结盟，带领部队朝西进发。途中，郅支的部众中很多人被冻死，最后仅余下三千人。抵达康居王国后，康居王将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将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王尊敬郅支单于，打算凭借郅支的武力胁迫各邻国。郅支单于数次向康居借兵，攻击乌孙王国，一直深入到乌孙王国赤谷城，屠杀并掳掠百姓，驱赶牲畜而去。乌孙王国不敢追击。西部五千里范围的广大地区，彻底残破衰败，无人居住。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御史大夫贡禹离世。丁巳日，提拔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春季正月，汉元帝到达甘泉，在泰畤祭拜天神。祭祀结束之后，就留在那里狩猎。薛广德上书说：“我见到函谷关以东一带，困顿已经达到极致，百姓流转离散。但是陛下却每日撞着被灭掉的秦国的钟，欣赏郑国、卫国的音乐，对于此，我实在觉得悲哀。如今保护陛下的大军在原野暴露，跟随的官员疲惫困倦，愿陛下早日回宫，心里想着与百姓同忧同乐，这样才是天下的大幸。”汉元帝当天就返回了长安。

二月，汉元帝颁布诏书：“丞相、御史推举质朴、敦厚、谦逊、品德良好的四类人，光禄勋每年依照这四项，考察郎及从官，依照成绩排列高下。”

三月，大赦天下。

下雪、降霜，桑树纷纷落叶。

秋季，汉元帝用重酿之酒祭拜祖庙，出便门，打算搭乘楼船。薛广德阻拦皇帝的车驾，摘掉官帽，叩头说：“应该走河桥。”汉元帝传下话说：“请御史大夫将官帽戴上！”薛广德说：“要是陛下不接受我的提议，我就在这里自刎，将鲜血喷溅到车轮上，这样陛下就不能进到祖庙里了！”汉元帝十分不高兴。主管清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我听闻，君主圣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险，但是过桥却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险。可以听从御史大夫的话！”汉元帝说：“劝说别人，难道不应该像这样将道理讲清楚吗！”因此改从桥上走。

九月，寒霜冻坏农田庄稼，天下发生大饥荒。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全因这场天灾请求辞去职务。汉元帝批准他们所请，赐予他们安车、四匹马、黄金六十斤，之后免去他们的官职。提拔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到家乡，将皇上赐予他的安车高高悬挂起来，传给子孙，以显示荣耀。

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与太中大夫孔霸学习《尚书》。等到即位之后，将孔霸封为关内侯，号褒成君，同时兼任给事中。汉元帝打算请孔霸做丞相，但是孔霸为人谦虚辞让，不喜欢权势，常常说：“爵位实在高贵，我的德行如何承担得起！”御史大夫一职屡次空缺，汉元帝一直想任用孔霸；孔霸坚决推辞，以至于数次表明心迹。汉元帝知道他的确是出于至诚，才没有勉强任命。但是也因此更加尊敬他，给他的赏赐也十分丰厚。

戊子日，汉元帝委任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中书令石显忌惮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数次在汉元帝面前诋毁诬陷他们。刘向担心有一天会遭到陷害，因此上书说：“我听闻舜任命九官，大家同济一堂，彼此礼让，和谐的氛围达到了极致。群臣在朝中彼此十分和谐，万物在田野里和谐共存，因此箫管吹出名为《韶》的乐章，吹至九章，凤凰就会飞来朝见。等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群臣在朝中彼此不再和谐，转向彼此排斥埋怨，导致日食、月食交替发生，山泉沸腾翻滚，高山深谷移动位置，降霜与时令不合。这样看来，和谐可以招致祥瑞，彼此诋毁就会造成灾祸，祥瑞多那么国家就会安定，灾异多那么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这是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古今一贯的法则。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伟事业，招揽儒家学者，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对待他们的过失十分宽容，让大家一同进取。但是现在贤能的人与一些奸佞之徒混杂在一起，不分黑白，正邪掺杂，导致忠奸一起进入朝廷；臣民上书，由公车接待，因为上书不妥当而被抓捕的，遍布北军监狱，朝廷臣僚意见不同，彼此拆台，甚至不惜谗言陷害，惹出许多是非；用不实之词混淆君主的视听，改变君主的想法，这类事情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拉帮结伙，常常同心协力，去诬陷正直的大臣。正直大臣晋升，是国家安治的体现；正直大臣受到陷害，是国家混乱的根源。面对治理混乱的契机，但是不知道任用谁，而天灾变异屡次发生，这也是我寒心的原因所在。陛下登基至今已有六年，在《春秋》的记录中，六年之内，天灾异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全都在朝廷的缘故。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之所以能够同时进入朝廷，是因为陛下心中猜忌。既然已经任用贤才去推广好的政令措施，要是遭受陷害，贤能的人被除掉，好的政令措施自然就难以推广。因为陛下心中有怀疑，才会招致奸臣的陷害之口；因为陛下不能当机立断，才给群邪打开大门。诋毁别人的人及邪恶的人得进，那么有德行以及有才能的人就会退出，群邪就会增多，正直的人就会减少。因此《易经》上有《否》卦及《泰》卦，要是小人那一套被欣赏，君子的主张就无法推行，那么政治就会逐渐混乱；要是君子的主张被欣赏，小人那一套就不能推行，那么政治就会逐渐走上轨道。之前鲧、共工、 兜、舜、禹一同在尧的朝廷中为官，周公及管叔、蔡叔一起居于周朝的高位，当时，他们之间，彼此诋毁，恶意中伤，不可胜言！帝尧、成王能够确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干，剔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大治，荣耀永垂不朽，直到现在。孔子和季孙斯、孟孙何忌一同在鲁国为官，李斯与叔孙通全在秦朝为官，鲁定公、秦始皇觉得季孙斯、孟孙何忌、李斯贤能，而排挤孔子、叔孙通，所以国家大乱，耻辱一直流传到现在。因此说，治和乱，荣和辱，首先是看君主宠信什么人；已经信赖贤能，那么就应该坚持，而不能再动摇。《诗经》上说：‘虽然我的心并非磐石，但是却不能逆转。’这表明坚持善行的坚决态度。《易经》上说：‘出令如出汗。’这表明君王发号施令，就像出汗；汗既然已经流出，就无法再返回体内。但是如今的情形却是，关于善政的命令，颁布之后还没多长时间，就被取消，这是一种‘返汗’现象。任用贤能的人，还不足三十天就罢黜，是转动了磐石。《论语》说：‘看到邪恶，如同把手伸入滚水中。’如今，二府所弹劾的奸佞之辈，不应该再留在朝中，但是经过几年，还是没有离开。因此颁布命令，就像返汗；任用贤能，就像转动磐石一样；至于除去邪恶，简直如同拔起一座大山。在这样的形势下，希望调和阴阳，不是特别困难吗？所以，一群小人四处找寻漏洞，利用文字技巧，丑化、诬陷他人，制造谣言，写匿名信，在民间广泛流传。因此《诗经》上说：‘我心忧愁如同被焚烧，因为触怒了一群小人。’小人成群，确实是令人愤慨。以前，孔子与他的学生颜渊、子贡彼此称赞，但是并没有人说他们结成朋党；禹、后稷、皋陶彼此提携，也没有人说他们彼此勾结。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恶的念头。现在，奸佞的小人与贤德的君子，手持剑戟，一同在宫内担任禁卫官。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设下阴谋诡计，违背善良，走向奸邪，不做本职工作，还不停制造险恶的谗言，想让君主动摇，要是有一天君主忽然信任他们，这正是天地利用变异事先提出警告，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

“从古至今，圣明的君主从没有不经历诛杀而把国家治理好的，因此舜对于‘四凶’采用了流放的惩罚，而孔子也曾经在两观之下，将少正卯诛杀，之后圣贤的教化，才被推行。如今，凭借陛下的贤明聪慧，诚能深思天地之心，体会《易经》中《否》《泰》二卦的深刻含义，考察唐尧与周成王的兴盛，作为榜样，而将秦王朝以及鲁国的衰败作为借鉴，推究祥瑞给国家带来的福运与灾害给国家带来的祸患，用来揣测当前局势的变化，放逐奸诈邪恶的小人，捣毁专门从事阴谋构陷的团伙，将群邪幸进之门关闭，让正大光明的道路畅通无阻，坚定果决，不再犹犹豫豫，让是非清晰可见，这样的话，种种奇异的灾异全会消灭，众多祥瑞全都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利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与许、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加紧密，而更加痛恨刘向等人。

这年夏天，天气寒冷，太阳呈现青色，昏暗无光。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全说这是因为周堪、张猛掌握政权导致的天变。汉元帝心里十分尊重周堪，但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却无法将他们的嘴堵住。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能而得到赏识，并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汉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忙，因此召见杨兴，问他：“有些朝臣怨恨、不赞同光禄勋周堪，到底是为什么？”杨兴是狡猾奸诈的人，觉得汉元帝怀疑周堪，因此顺势责备说：“周堪非但没有能力在朝廷担任光禄勋，就算是做一个乡下的里长也不适合！我听说，人们觉得周堪与刘向等人密谋挑拨陛下的骨肉亲情，理应被诛杀；我之前之所以上书说周堪等不可以被诛杀，只是想替国家培养恩德。”汉元帝问：“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了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杨兴答道：“我个人的看法是，封周堪为关内侯，赏赐他三百户食邑，让他不再掌管政事。这样的话，圣上还是可以维持他作为老师的旧恩，应该算得上最上等的策略。”汉元帝于是开始怀疑周堪、张猛。

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因为刚直、不随波逐流而名闻朝野，数次触犯皇亲国戚，因此权贵们大多都说他的坏话。后来他被指控在春季及夏季抓捕法办犯人，不依从天时，被贬谪为城门校尉。于是他上书指控周堪、张猛有罪。汉元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因此下诏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之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一同在朝廷的时候，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而诸葛丰为司隶校尉的时候，却不依从四时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利用苛刻残暴的手段来获得虚假的威严；我不忍心法办，就改任他为城门校尉，没想到他非但不思虑反省，反倒怨恨周堪、张猛，试图报复，指控的全是找不到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不能验证的罪，随意地毁谤和赞扬，完全不顾及之前的言论，不讲信义到了极致。我怜惜诸葛丰年纪大了，不忍心施加刑罚，立即免官贬为平民。”又颁布诏书说：“诸葛丰控告周堪、张猛没有忠贞信守，我心怀怜悯，不愿追究，又怜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决定将周堪贬为河东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之前是称赞，后来是诋毁，其目的并不是为国家推荐贤能除却奸邪，只不过是想投奔皇亲集团，谋求飞黄腾达罢了。他与郑朋、杨兴是同一类人，哪里有什么正直刚烈可言？身为君主，理应明察善恶，明辨是非，通过奖赏勉励善行，通过刑罚惩处奸邪，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准则。要是诸葛丰的话属实，那么他不应被免去官职；要是他是用不实之辞诋毁人，那么周堪、张猛又何罪之有呢？现在双方都受到惩罚，同时被废除官职，那么善和恶，是与非，又有什么区别呢？

贾捐之和杨兴关系不错。贾捐之屡次揭石显的短，因此不得为官，很少有机会能够再见到皇上；而杨兴新近因为才能出众而被皇上赏识。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出缺，要是我能够面见圣上，推举你，这个位置你立即就能得到。”杨兴说：“你妙笔生花，语言精妙；要是你能做尚书令，可远比五鹿充宗高明。”贾捐之说：“要是我能代替五鹿充宗，你做京兆尹，京兆是郡与封国的中心，而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全都掌握在尚书手中，天下局势一定会安定，经济繁荣，士人和皇上之间也就不会存在隔阂。”说完，又批评石显。杨兴说：“石显的权势正在显赫之时，圣上对他十分信任；要是我们谋求上进，一定要听从我的计划，暂时顺他的意，就可以获得成功。”因此两人联名上书，称赞石显美德，提议应将他封为关内侯，而让他的兄弟入宫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之后，两人又上呈一起拟定的奏章，推举杨兴，认为可以让他试行出任京兆尹。石显看破两人的计谋，报告给汉元帝，于是将杨兴、贾捐之二人逮捕下狱。汉元帝让石显审讯，审讯之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诡计，互相推荐赞誉，想要获得朝廷的高官，欺瞒陛下，实在是大逆不道！”最后贾捐之居然被处死，杨兴被剃发，套上刑具，罚为苦工。

臣司马光说：君子利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担心不能获胜。何况贾捐之利用邪道攻击邪道，如何能避免灾祸？

汉元帝改封清河王刘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越来越多，而塞下的飞禽走兽却几乎没有了。同时，单于足够保护自己，不再惧怕郅支单于的攻击，他的大臣大都提议北归故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终于北向回到王庭，散落在别的地方的部落，慢慢归属于他，匈奴于是安定。

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汉元帝提拔御史大夫韦玄成担任丞相，右扶风郑弘担任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发生了日食。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汉元帝向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由。匡衡上疏说：“陛下身体力行，用圣德给国家开创太平道路，怜悯愚笨的官吏平民违反法禁，连续几年都有大赦，让百姓得以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实在是国家的大幸。但是，根据我私下的观察，大赦之后，违法乱纪的行为并没有减少或者停止。今天刚刚遇到大赦出狱，明天就再次违反法律，前后紧随，再次入狱，这是因为教育他们没有抓到要点。如今天下的风气，追求财利，轻视道义，喜好音乐女色，追崇豪华奢侈，亲戚的恩情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反而十分深厚，苟且结合，用身家来获取财富。要是没有从根本上使这样的情况改变，就算每年赦免一次，还是无法让刑法搁置不用。我认为，应当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的时候所用的木柱。要是朝廷的高官彼此怒视，下级官吏及百姓就会彼此争斗；上有专权弄势的人，那么下就有不谦恭礼让的人；上有刻忌好胜的辅臣，那么下就有彼此伤害的百姓；上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就有偷盗财物的百姓。这就是朝廷所表现出来的根本作用。对于统治国家的人而言，最应该慎重的是尊崇什么。教育感化之类的事，无需挨家挨户说教，也无需看到人就去劝说；贤能的人在位，有才干的人忠于职守，朝廷尊崇礼义，文武百官彼此尊敬谦让，道德的推广，从内至外，自最亲近的人开始，之后臣民才知道将谁当作榜样，日益向善，但是自己还不知道。《诗经》上说：‘商朝京城的礼仪如此威严，的确是四方效仿的典范。’如今的长安，天子的都城，天子亲自推广圣人的教化，但是社会风气却与边远地方没有什么差别，各郡、各封国的人抵达京城，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有的反倒学会了奢靡浪费；这是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育社会风气至关重要的地方，应当最先得以纠正。我听闻天与人之间，精气彼此激荡，善恶彼此推展，下面有所行动的时候，上面就可以察觉迹象，太阴变化就会地震，太阳被遮挡就出现日食，而水灾、旱灾一类的灾祸便随之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怜悯百姓，应该节省奢侈开支，考察国家制度，接近忠诚正直的人，疏远奸佞邪恶的人，进而推崇大仁大义，匡正被破坏的风俗习惯，让高尚的道德在京师首先得以弘扬，使美好的名声传到国境之外，之后广大的教化可以完成，谦恭礼让的美德可以兴起。”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提议，提拔他为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王朝崛起初始，恰巧在秦王朝战乱结束之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身背重罪，要是非要依法惩处的话，那么每一家都会遭受刑罚，因此汉高祖约法三章，大赦之令，洗净社会上的污秽与罪恶，和百姓一同重新开始，这是由当时的形势造成的。后世只知道继承祖先的制度，不懂得改变，已经和时代所需不相符合了。在惠帝、文帝时代，罪犯没有被赦免的。在景帝时代，爆发七国之乱，异心四起，奸诈百出。等到了武帝末年，赋税繁重，徭役频频，盗贼猖獗，再加之戾太子刘据的事件，巫蛊大祸，天下震动，百姓生活艰难，无所依靠。只有等到汉光武帝上台，拨乱反正之后，与之相对比，才适合赦免罪犯。

秋季七月，陇西羌族彡姐部落反叛。汉元帝召见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入殿举行会议。这时，粮食连续几年歉收，朝廷正在为此担忧，忽然又传来羌族造反的消息，韦玄成等高级官员全都震惊束手无措，没有人敢先说话。右将军冯奉世说：“羌民近在境内反叛，要是没能及时平定，就不能控制远方的蛮族，我愿意带领军队前去征讨。”汉元帝问他需要多少人马，冯奉世说：“我听闻，一个善于领兵的大将，无需进行第二次动员，所带的粮草不会超过三年所需，所以大军不会长时间暴露在荒野之外，而是速战速决。以前，我们多次没能正确地估计对手，大军才会遇到挫败，迫不得已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援，不但拖延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军费，并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破坏。如今约有三万叛军，依照兵法，攻击部队应该加倍，需要六万人。但是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仅有弓箭与长矛，武器不够锋利，所以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至四万人，一个月时间足以解决问题。”但是，丞相、御史、两位将军都认为：“民间正值秋收，不应该在农忙的时候多调派人入伍，征发一万人前去屯守，就差不多了。”冯奉世说：“不可以。天下百姓遭受天灾饥馑的袭击，士兵战马不仅瘦弱，且数量上也消耗很多，长久以来，防守和作战的训练与装备已经荒废懈怠，夷狄也没有把边塞的汉朝官员放在眼里，因此羌人才敢率先发难。如今我们用一万人，分别驻守几个地方，敌人察觉我们兵力薄弱，就不会害怕。要是我们进攻，就会受到挫折，损兵折将；要是坚守，就不能拯救边民。这样，就显露出怯懦衰败的形象。羌人就会抓住有利于他们的机会，各种族各部落，必定会彼此呼应，纷纷起兵，到那个时候，我担心朝廷调集四万人的兵力根本不够，花再多的钱也无法解决。所以，少发兵而耽误时间和多发兵而一举歼灭，这其中的利与害，相差万倍。”虽然他据理力争，但还是没能得到支持。最终，汉元帝颁布诏书，增派两千人的军队。因此派遣冯奉世带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带兵屯田为名，任命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副手，抵达陇西，分别屯兵守卫三处要塞。韩昌先派两个校尉袭击羌人。羌人大规模迎战，将汉朝军队打败，杀了两位校尉。冯奉世呈上山川地图以及兵力布置分配计划，请求增派三万六千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有把握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汉元帝看到冯奉世的奏书，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汉元帝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相助。冬季十月，大军抵达陇西。十一月，数路并进，大破叛军，斩杀数千人，残余部众全部逃出边境。在两军还没有进行决战的时候，朝廷就又募集了一万名战士，任命定襄太守韩安国担任建威将军，还没有出发，就获悉羌族已经溃逃的战报，因此停止前进。汉元帝下诏复员，但还是留下部分部队在那里开荒屯守，守卫重要边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