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玄黓涒滩（公元792年），尽阏逢阉茂（公元794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

贞元八年（壬申，公元792年）

春季二月壬寅日，韦皋拘捕苴梦冲，历数他的罪状之后将他杀死。去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了。

三月丁丑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颇具威望而有谋略，每次李纳的使者到来时，刘玄佐待他们都十分优厚，所以经常能够知道李纳的一些阴谋，事先做好防备。李纳忌惮他。他的母亲虽贵为太夫人，但每天还是要织绢帛一匹，她对刘玄佐说：“你本来出身低微，天子使你富裕尊贵到这般地位，你一定要以死报之才行。”所以刘玄佐自始至终不曾失去为臣的节操。庚午日，刘玄佐去世。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执掌留后职务，他生性刻薄，克扣将士的给养。掌管鼓角的将领杨清潭带领众人发动叛乱。夜里在城里放火抢劫，唯独不冒犯曹王李皋一家。李实翻越城墙逃走得以不死。第二天清晨，都将徐诚以绳索缒入城中，发布命令遏止暴乱，此后变乱便停息了。徐诚收捕杨清潭等六人，将他们杀死。李实回到京城，皇上将他任命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日，皇上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当初，窦参出任度支转运使，班宏做他的副职。窦参向班宏许诺，等到一年之后便将度支转运使的正职交给他。过了一年多时间，窦参毫无让位的意思，班宏很生气。司农少卿张滂是由班宏荐举上来的，窦参准备让张滂分管江淮地区的盐铁事务，班宏不肯。张滂听说这件事后，也怨恨班宏。待到窦参被皇上疏远以后，他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宏，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财政大权落入班宏一人手中，于是便向皇上推荐张滂。皇上任命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然隶属于班宏，借以取悦他。

窦参阴险狡诈而又刚愎自用，仰仗手中权势贪图财利，每逢任命调遣官员的时候，他往往跟担任给事中的族侄窦申谋计其事。窦申借此招揽权势，收受贿赂，当时的人们称他喜鹊”。皇上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对窦参说：“窦申必将连累到你的，最好把他调离朝廷，也好平息众人的议论。”窦参再三担保窦申没做别的事情，窦申却依然不肯悔改。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和窦申交情很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关系不和，窦申担忧陆贽被提拔任用，就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编造攻击陆贽的书函，想借以陷害排挤他。皇上完全查清了他们的这些勾当。夏季四月丁亥日，皇上将李则之贬为昭州司马，将吴通玄贬为泉州司马，将窦申贬为道州司马。不久皇上又令吴通玄自裁而死。

刘玄佐去世之后，将佐隐匿秘不发丧，声称刘玄佐患病请求派人替代，皇上也装作不知道，还派遣使者去军中询问：“让陕虢观察使吴凑来接替刘玄佐的职务怎么样？”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都认为很好，之后皇上才任命吴凑。吴凑来到汜水的时候，刘玄佐的灵柩正要出殡，军中将士请为他备办仪仗队，卢瑗不允许，还令留着器物用具，待到新任观察使到来时使用。将士很生气。刘玄佐的女婿以及随身士兵都披上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去孝服，登上主帅的宝座，被尊为留后。他们逮捕了守城将领曹金岸和浚仪县令李迈，并说道：“你们都是主张迎接吴凑的人！”于是便将他们二人凌迟处死。卢瑗逃走才免于一死。刘士宁以钱财奖赏将士，劫持着孟介，让他向朝廷请求任命。皇上询问宰相的意见，窦参说：“如今汴州人指望着李纳，才敢于请求任命，若是不答应，他们就要跟李纳联合了。”庚寅日，皇上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没有归附自己，于是假托巡视的名义，来到宋州，而派都知兵马使刘逸准取代了他的地位。刘逸准，是刘正臣的儿子。

乙未日，皇上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贬为郴州别驾，将窦申贬为锦州司户，让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一并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张滂请班宏交出旧有的盐铁帐簿，班宏不给他。张滂与班宏一齐选任巡院官，二人时常意见相左，所以缺任的官员有很多。张滂向皇上进言说：“像这样下去，职任以内的事必定要荒废了，而我的罪责是无法逃脱的了。”丙午日，皇上命令班宏与张滂分别掌管全国的财税，跟大历年间的做法一样。

壬子日，吐蕃进攻灵州，毁去从干渠分流出去的支流渠道，破坏屯田。皇上颁诏命令河东、振武前去支援，派遣神策六军共两千人戍守于定远、怀远二城。于是吐蕃撤退了。

陆贽请求令台省长官各自推举本省的属官，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诏书上，以便日后根据名单考核优劣，并据此提升或贬黜他们的推举人。五月戊辰日，皇上下诏命令实施陆贽的建议。

没过多久，就有人对皇上说：“各司举荐的属官都有私情或者是亲故关系，有人还收受贿赂，所以无法得到真正有才干的人。”皇上密谕陆贽说：“今后任官调派，最好由你自行选择，不要委任于其他部门。”于是陆贽献上奏章，大略是说：“本朝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是通过诏书来加以任命的，这就是经由宰相互相商酌议定，上奏圣上认可后授予职位。对于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方法，则是通过圣上的旨意来授给官职，就是经由吏部筛选人材，署任职务，圣上在诏旨上标上一个‘闻’字而不加可否的。在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职，还是由吏部选任上报的。此后由于宠臣专擅朝政，废弃众人的意见而加重自己的权势，废弃公开的选举而推行私人的恩惠，导致宰相奏任官员的办法遍及各级官员，假如不经由现任宰相的同意，就根本不可能获得官位。”他又说：“由三省长官各自推举属官的办法宣布实行以来，被举荐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就他们的资历与声望来说，已是无愧于他们的班列位次，考核他们的品行与才能，也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的地方。但是议论的人忽然横加批评，向上打扰陛下的视听。治道的艰难，在此也可见一斑了。请令进言的人指出并陈述具体情况，说清楚是谁接受贿赂，是谁在推举时作弊，将这些人托付于有关部门，核实所言是实在的，还是毫无根据的。对举荐失误的人一定要实行惩罚，对诬陷好人的人也要反过来追究他们的罪责。为何一定要姑息作弊与贪赃行为而不愿给以分辩与追究呢？将公开的评议变为私下进行的活动，而不肯公布发言人的名字，使无罪的人遭到怀疑，使有罪的人得到纵容，无论亏理还是有理，全部一律对待，人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呢？再者，宰相不过只有几个人而已，怎么可能遍知这么多的士子呢？如果让宰相任命所有的官员，按理说宰相反复询问访求，但这样便将公开举用变成私人推举，将察举贤良变成暗中的投靠，弄虚作假的事情一定很多，所造成的弊病也必然更为严重。所以如果延续以前的办法任命官员，很少有不牵涉谤议的。即便是执政标准不够一致，有时会自行作弊，但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的人们，却被他们捉弄了。这一弊病并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陛下圣明垂鉴，分明清楚这些事情。”他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从前的三省长官，现在的三省长官，就是未来的宰相，这不过是职务的名称暂时不同而已，本来不是推举官员与任命官员在职权上有区别。担任三省长官的时候不能够举用一两个下属的官吏，到担任宰相之后便可选拔成千上百个官员，哪里有这种事！众说纷纭，竟然不明事理到这种地步。一般说来尊贵者统领事务的纲要，卑下者负责处理细节。所以，君主选任宰相，宰相选任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的长官选任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吏，务求用人得当，便没办法改变这种做法。凡是寻求人才贵在广博，考核官吏的成绩贵在专精。以前武则天想收买人心，提拔官吏不依次第，不仅百姓可以推荐士子，还可以自行举荐。然而，那时对官吏的考核与督责十分严厉，官吏的升降都很快，所以当世认为武则天有知人的明智，连续几朝都依赖她选拔出来的众多士子给朝廷效力。”他又说：“武则天举用人才的方法虽然轻率但可以得到人才，陛下谨慎选择官吏的方法过于精细，反而会失去人才。”皇上终于还是追回前诏书而不再施行。

癸酉日，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主理留后事务。

六月，吐蕃骑兵一千多人入侵泾州，掳掠屯田军一千多人之后离去。

岭南节度使奏称：“近来海上大船运载的奇珍异宝，多数开到安南买卖交易，我想要派遣判官去安南收买，请令中使一人跟判官同去。”皇上准备依其所请，陆贽进言，他说：“远方各国的商贩，唯利是图，对他们宽和他们就前来，对他们有所烦扰他们就会离去。广州一直都是各处船舶汇集的地方，现在忽然改道去安南，若不是广州方面侵害剥夺过于严重，那一定就是他们招引远方各国商人的方法不对，他们不曾自责，却还想动摇陛下的心志。何况岭南与安南，都是陛下的国土，中使与外使也都是陛下的臣属，何必相信岭南而拒绝安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希望陛下废止岭南的奏议千万不要实行。”

秋季七月甲寅朔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逝。陆贽奏请任命前湖南观察使李巽兼任判度支，皇上准许。不久之后，皇上又想要起用司农少卿裴延龄，陆贽进言认为：“如今度支使的职任，是平均各种货物的价格，如果苛刻吝啬则会生出麻烦，如果宽容便会姑息邪恶。裴延龄是个荒诞狂妄的小人，任用他会惊骇人们的视听。尸位素餐的罪责，本应当有我这微末小臣的一份。如果说到知人善任的明德，怕是也会有损陛下的圣明。”然而皇上没有听从。己未日，皇上让裴延龄兼管度支事务。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淹死两万多人，陆贽请求派遣使者赈济抚恤。皇上说：“听说受的损失不多，如果议行丰厚的抚恤，只怕会引起奸诈欺骗的事情。”陆贽上奏，大概是说：“世俗的弊病，多半是由于阿谀奉承，揣摩到人主喜欢什么便夸大其词，所厌恶的就大事化小。朝廷所采取的措置与防备失去凭依，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他又说：“赈济灾民消耗的是资财，收获的却是民心。如果不失去民心，还会为缺少用度发愁吗！”皇上答应派遣使者，但又说：“淮西不向朝廷缴纳赋税，可以不派遣使者前往了。”陆贽再次上奏，认为：“陛下停息战事，含垢忍辱，宽宥首领，对于这些处于下层的人们，更应怜悯珍惜。从前在诸侯国里秦国和晋国成了仇敌，秦穆公仍然救济晋国的饥荒，何况帝王招抚万邦，全赖仁德与信义，宁可让有人负于我，而不要让我有负于人。”八月，皇上派遣中书舍人京兆人奚陟等人前去各道宣诏抚慰遭受水灾的百姓。

皇上将前任青州刺史李师古任命为平卢节度使。韦皋攻击维州，俘虏吐蕃大将论赞热。

陆贽进言，认为边疆的储备不足，是由于处理措施不合理，对粮食的储备和征收均不合时宜，大意是说：“所说的措施不合理，指的是戍边的士兵不归守边的将领管辖，守边的将领不归元帅管辖。甚至有时对同一城中的将士，同一军中的官兵，朝廷都分别派遣中使进行监督，是根据不同的诏旨委以职任。各军部队分别镇守一地，绵亘千里，没有办法互相统属。沿着边疆布置了十万大军，并没有设置主持策略的主管。每次有敌寇前来，也恰巧是自己内部倾轧瓦解之时，及至得到朝廷征调的军队前来救援时，敌寇已经得胜而归。吐蕃比之大唐，军队多寡不对等，战略工巧与拙笨不能对比，然而吐蕃发动进攻还有余力，我军处于防守却仍旧是力量不足。其原因也许就在于他们的号令直接发自将领，我军的调度却由朝廷控制；他们的兵力集中在一起，我军之各部却分散在各地。所谓对粮食的储备和征收都不合时宜，指的是不久之前陛下规定由官府前往军屯处收购粮食以便节省运输的办法，命令付给人们加倍的粮食价钱，借以勉励农耕的措施，这一命令刚刚实行之时，大军都欢欣而向往。但是有关部门竞相苟且行事，专门做琐屑悭吝的事情。年景丰收时，有关部门不肯将粮食按时征收并储存起来；五谷歉收时，他们却强行指使有关人员收购粮食。于是导致豪门富室、贪官污吏反而掌握财利的权柄，以贱价向人们收购粮食，待到公家与私人缺粮时再卖出去。加之有一些权贵显要、达官近亲、游食之人委托军镇低价收购粮食，再运去京城，高价出售，并且人们往往支付葛布麻布充当粮食的价值。导致荒远的边疆在严寒季节穿不上衣服，买不到布料。既然上级失信于下级，下级便也以欺诈回报上级，度支规定的物价变得高了，军镇的谷价就变得贵了。度支通过随意出售滞销的货物谋取利益，军镇从粮食的加价中获得额外的收入。虽然设有巡院访查各地，事实上巡院反而成为藏污纳垢之所。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谎报粮食储存，统计申报的粮食数额虽然多达亿万，但是考核存粮的实际数量还不到百分之十。”

陆贽又说：“根据从前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很大，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甚至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只知道见闻之谈而不能通达当时需要的人便会说：‘这是有关于国家的大事，不应当计较费用的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扰，但是不可废止。’只知道眼前利益而不知道预防长远忧患的人，则会说：‘每到秋收的时候，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议价收购粮食，这样既突然把事情办好，又可以勉励农耕。’我认为这两派的议论，各有长处短处，若想控制国家的用度，一定要权衡轻重。假如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就应当暂缓积累钱财，而务必充盈仓禀；假如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当推迟储备粮食慎用钱财。近年以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积聚起来，也可以供应好几年；今年夏天江淮地带雨水过多，粮米价上涨一倍，很多人因此流亡他乡，沦为雇工。关中地区因谷物跌价而伤害到农民的利益，应该提高粮价收购，但是没钱；江淮地区因谷物价格昂贵，百姓穷困窘迫，应该降低粮价出售，但没有米。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用以增益粮食已经有余的关中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知道见闻之谈而无法通达当时需要的人。如今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运送至东渭桥，雇运的价钱每斗大约又要二百钱，稻米陈腐粗糙，所以在京城的卖价特别低。按照市司公布的本月的价钱，一斗米的售价为三十七钱。消耗米价的十分之九而仅余下十分之一，导致江淮地区的百姓挨饿，却又损害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这样做事可就大错特错了。不久之前，每年由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运到河阳留下四十万斛，储藏于河阴仓，运送到陕州，再留下三十万斛，储藏于太原仓，剩下的四十万斛运送至东渭桥。如今河阴仓和太原仓现存的米依然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所属各县每斗米也不过值七十钱，请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到河阴，再让河阴、陕州依次运送至东渭桥，将江淮地区停止运送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每斗定价八十钱，送去发生水灾的州县出售，以便援助缺少粮食的人，算起来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少雇运钱六十九万缗。请让户部缴付京兆府钱二十万缗，让京兆府收购粮米，以便弥补东渭桥仓缺运的数额，可以每斗定价为一百钱，以让农民获利。请再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付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买进可供十万人一年所需的粮食。余下的钱十万四千缗，可以用来充当第二年购米的本钱。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任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绸、绵，运去京城，抵偿从前向户部借的钱。”

九月，皇上下诏命令西北边境高价收购粮食以充实储备，边境的储备逐渐充足起来。

冬季十一月壬子朔日，发生了日食。

吐蕃与云南的猜忌日益加深，每次云南的兵马开到边境，吐蕃也出兵，扬言前来接应，实际上是借以防备。辛酉日，韦皋再次写信给云南王，想跟云南共同袭击吐蕃，将他们驱逐至云岭以外，将吐蕃的城关堡垒全部拆毁，只与云南在边境上修建一座大城，设置戍守人员共同保卫，永远如同一家人。

左庶子姜公辅很长时间没有升官，便去陆贽处请求调动，陆贽暗中跟他说：“听说窦相数次上奏想要提拔你，皇上都没答应，而且对你颇有怨怒之言。”姜公辅很害怕，请求辞官去做道士。皇上询问原因，姜公辅不敢透露陆贽说的话，便说这是听窦参说的。皇上憎恨窦参将怨忿归于君主。己巳日，将姜公辅贬为吉州别驾，还派遣中使去责备窦参。

庚午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说在芳州及黑水堡打败了吐蕃。

当初，李纳因棣州的蛤 有盐利可图，于是筑城据守，还派兵戍守德州南面的三汊城，以便打通跟田绪之间的通路。待到李师古承袭节度使职位之后，王武俊由于李师古年龄尚幼，便轻视他，就在这一月，王武俊率兵驻扎在德州与棣州，想要攻取蛤 和三汊城。李师古派遣赵镐率兵抵抗。皇上派遣中使劝告王武俊停手，于是王武俊率兵返回。

当初，刘怦去逝时，刘济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澭跟随在父亲身边，便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而将节度使的军府授予他。刘济委任刘澭为瀛州刺史，向他许诺将来由他代替自己的位置。后来刘济任用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澭便怀恨在心，擅自上奏朝廷，派兵一千人防守吐蕃。刘济很生气，出兵攻击刘澭，并将其击败。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招募有才能的勇猛之士替换军队里的买卖人，监军窦文场很厌恶他。赶上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了酒，曾寄宿在宫中值宿的房舍中。十二月丙戌日，柏良器获罪贬为右领军。从此宦官开始在军中执掌大权。

九年（癸酉，公元793年）

春季正月癸卯日，开始征收茶税。凡是生产茶叶的州、县以及通往外界的重要道路，都要估计茶叶的价值，征收十分之一的茶税，这是听从盐铁使张滂的建议决定的。张滂上奏说：“去年因为水灾导致税收减少，国家用度不足，请征收茶税来补足缺额。从明年开始，对征得的茶税，可以让征收茶税所在地另外储存，待到发生水旱灾害时，用来替代百姓的田税。”此后朝廷每年征收茶税四十万缗，但从来没有用来救济水旱灾害。

张滂又上奏说：“邪恶的人熔化钱币铸成铜器以求利益，请禁止制造铜器。凡是开采铜矿山的，都不能私自出售。”

二月甲寅日，皇上任命义武留后张昇云为节度使。

当初，盐州被攻陷之后，边境地区没有防守的屏障。吐蕃经常阻断灵武的通路，进犯鄜州、坊州。辛酉日，皇上下诏派兵三万五千人修建盐州城，还下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分散其兵力，盐州城只修筑二十天便完工了。朝廷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前去戍守，命令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灵州、夏州、河西一带才得以安定。

皇上派人告诉陆贽，说是“对于重要的事情，不要跟赵憬陈述讨论，应该亲手写下奏疏密封之后再呈上”。又说：“苗粲因为他父亲苗晋卿往年代理朝政时，曾说过一些不符合臣下礼仪的话，他的几个儿子都跟古代帝王同名，现在不想公开驱逐他，对他的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不要让他们接近驻兵地区。”又道：“你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各道的馈赠，一概拒绝，恐怕这在事理上是说不通的，比如鞭、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大雅。”陆贽上奏，大略是说：“昨天我所奏的事情，只有赵憬晓得，陛下已经极为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加以防范。这表明在陛下的内心里，还受到很多外在的约束，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事实却不同的，很少可以把事情做好。只怕不仅会违背大公无私的德行，而且还会损害不惜改过的明智。”他又说：“册封他人一定要在朝廷上，惩罚他人一定要在闹市里，只怕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事情处理得不够明显。君主实行赏罚无愧于心，百姓听任处治心无疑议，接受奖赏的人安然无愧，应当受刑的人毫无怨言，这是圣明的君主宣明法令制度，并跟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做法。凡是谗毁攻讦一类事情，大多不是真实的言论，利于阴谋陷害，唯恐公开论辩。对于这些事情，有的说已经过了太久，没办法追究；有的说有碍于事情的体统，需要隐瞒容忍；有的说恶行尚未暴露，应当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有的说只要斥退其本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明确地加以责备侮辱呢。这些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但里面确实包藏着假借名义以行诬陷毁谤的意图，伤害善良，散布邪恶，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如果苗晋卿父子确实有大罪，那么就应该依法处置；如果他们是被诬陷冤枉的，怎么能够让他们遭受流亡迁徙呢？听取诉讼，辨明谗言，一定要探究实情，明察行迹，实情显现，形迹昭著，令人心服口服，然后再施加刑罚，这样下面才没有蒙受冤屈之人，上面才没有误信谗言的过失。”他又说：“监督有关部门的长官收取贿赂，即使是一尺布也以刑律相加，下至低微的士民属吏，尚且应当严禁受贿，何况宰相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可以反而放过他们受贿的行为呢？贿赂的道路一经打通，反复实行愈加严重，赠送鞭靴没有止息，一定会发展到赠送金玉。眼睛看着有想要的东西，怎么能在心里打消得到它的念头呢？已经跟行贿者结交私情，怎么能够不满足他的请求呢？因而细水长流，终究要填满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他又说：“如果对赠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拒绝，那么被拒绝的人便会怀疑自己所要办的事很难顺利；如果一概推辞而不接受，那么人们就都知道不接受贿赂才是常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

起初，窦参憎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贬逐为常州刺史。待到窦参被贬为郴州别驾时，李巽担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送绢帛五十匹给窦参，李巽申奏窦参加藩镇交往。皇上非常生气，想要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罪不至死，皇上才没有处死窦参。不久，皇上又派遣中使对陆贽说：“窦参结交朝廷内外官员，其意图难以揣测，这关系到社稷安危，事情重大，你尽快拟奏一份处治他的公文。”陆贽进言说：“窦参是朝廷大臣，要杀他不可师出无名。从前刘晏被处死时，罪名不清楚，直至今天大家还在议论为他愤愤不平，使得背叛朝廷的臣属有了借口。窦参贪婪放纵的罪行，天下人都知道；至于说他是否暗中怀有其他企图，迹象尚不清楚。若不进行审讯，忽然将他治以死罪，对舆论也会造成不小的惊扰。窦参与我并没有情分，这是陛下知道的，绝不是我想要营救他这个人，而是重视朝廷的典章制度不乱施刑罚。”三月，皇上又将窦参贬为 州司马，家中男女一律被流放至边远地区。

皇上又命令治窦参同党的罪，陆贽上奏说：“犯罪有主犯和从犯之别，惩罚有轻重之别，既然窦参蒙受宽宥，他的同党也应适当减刑。何况窦参刚被判罪时，他的同党已经一并受罚，现在人心已经安定下来很久了，就请不要再追问下去了。”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皇上又想要没收他的全部家产，陆贽说：“根据法令，对于反叛忤逆的人要没收全部家产，对于盗窃贪污的人只处罚犯法者本人，而且都必须经过结案服刑后，才能没收家产。现在窦参的罪名还没确定，陛下对他已经存心加惠，予以宽恕，如果现在又要抄没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产而损伤道义。”当初宦官身边的人对窦参恨之入骨，对他的诽谤依然没有停止。窦参还没到达 州，皇上竟在半路上赐他自裁而死。窦申服杖刑而死，他们的财物和奴婢全部被传送到京城。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是张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因父亲两周年的祭礼所以回到定州，曾于公开场合辱骂王武俊，王武俊将此事上奏。夏季四月丁丑日，皇上下诏革除张升璘的官职，派遣中使杖责后将他囚禁起来。定州物产富饶，王武俊时常想据为己有，于是派兵袭取义丰，掠夺安喜和无极的百姓一万多人，将他们分别迁徙至德州和棣州。张昇云闭关自守，数次派遣使者向王武俊谢罪，王武俊才停战。

皇上命令李师古拆毁三汊城，李师古奉诏行事。然而他时常招募一些逃亡之人，其中有些对朝廷犯有罪过的，他也一律予以安抚任用。

五月甲辰日，皇上将中书侍郎赵憬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将义成节度使贾耽任命为右仆射，又让右丞卢迈仍任原职，并与贾耽一起担任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仗恩恃宠，想要独揽大权，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经常声称生病而不参与政事，从此之后他与陆贽便结下嫌隙。

陆贽上奏论述边防制度的六种缺失，他认为：“处理方法违背政策，考核监督缺少法度，士兵过多以致财用不足，将领过多以致兵力分散，由于待遇分配不均产生怨恨，由于朝廷在远处控制而贻误战机。

“戍守关东的士兵，不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身受边塞的荒凉困苦，心里畏惧戎虏的凶悍。朝廷对他们的奉养如同对待娇生惯养的儿子一般，对他们的姑息宽容如同对待女婿一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食；有时在官军败北之时，趁着纷乱向东溃败；有时又舍弃城镇，导致远近各地民心动荡。岂止是毫无益处，事实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里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徒，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思绪，经常幸灾乐祸地希望有乱事发生，比戍边的士兵要更严重。这就是所谓的处理方法违背政策。

“近年来权力节节下移，朝廷失去权威，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里执行，国家的法令又不能在将领身上实施，彼此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想要嘉奖一个有功之人，反而要顾忌到无功之人会因此动荡不安；想要惩罚一个有罪之人，又要顾忌到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将因此而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由于克制忍耐而不予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由于猜忌疑惑而不予以奖赏，姑息养奸，竟然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讥嘲，使率领众人第一个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里遭到怨恨，使得军队覆败、国土丧失的人心中没有一丝惭愧与畏惧，使误期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忠贞义士之所以痛心疾首，勇猛之人之所以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考核监督缺少法度。

“每次异族前来进犯，将帅彼此推诿，相互依赖，没人敢去面对。于是夸大敌军的声势上奏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没办法抗敌。朝廷没能明察，只致力于征调人马，增派援兵，最终没有增强防卫抵御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闾井里的人口日益消耗，官府需求日益增多，将编入户口的平民倾家荡产才缴纳上来的物资与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合在一起，每年拿来用于边防。这可谓士兵过多以致财用不足。

“吐蕃全国之中可以担任士兵的人，不过相当于大唐在十几个大郡征集的人数而已。他们一来侵犯，大唐便害怕他们兵马众多而不敢抵抗；不来侵犯的时候，大唐又畏忌他们强盛而不敢进攻，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军队需要接受太多部门的指挥调遣，而吐蕃军队却只有一个统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只有一个人，那么人心就不会分散，号令就不会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可以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耽搁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雄壮。这便是以少为多、以弱为强的用兵之道。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两蕃的，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还没来得及对外讨伐，抵抗两蕃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而已。近年来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拥有旌节的节度使便有三位，其余各镇将领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都是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莅临监督，他们与军中主帅地位平等互相制衡，二人互不从属。每次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商量用兵策略，既然军法没有下达，他们只好以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凡是军事行动，讲的是气势，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散漫便消沉；声势聚合便威猛，声势分散便削弱。如今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低迷，这就是所谓的将领过多以致兵力分散。

“治理军队的要领，在于精细地考核将士的优劣，并据此制定军饷待遇上的制度，使得有能力的人盼望获得更好的待遇，使得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分之想，虽有待遇丰厚与菲薄上的差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情绪。如今在荒远的边境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鳞伤的士兵，又长年饱受劳苦，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只够他们自己用，但这些东西通常都要分给他们的妻子儿女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而戍守在关东地区的士兵，不敢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承担勤苦的劳役，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比戍边士兵高出好几个等级。还有一向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谄媚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隶于神策军，事实上他们没有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便得到了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大概是从前的三倍。所做的工作没有不同而供应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那么谁能不生气呢？这就是所谓的由于待遇分配不均而产生怨恨。

“凡是想要选拔任用将帅，一定要先考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够水准的便派遣出去，水准不够的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日对边防军队的委任和撤换，全凭陛下的裁夺决定，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看他是否容易控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其权势，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其心志，让他们执行不符合军情的命令，服从违反事情处理方式的命令。异族兵马奔驰来袭，如狂风一般迅疾，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呈报朝廷，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传达到。守卫疆土的将领由于兵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由于没有得到命令而不肯出兵援助，敌军纵兵掠夺之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却来向朝廷报捷邀功。对于战败的损失他们每百报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却以百报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忧心劳累，陛下又以为自己独掌大权，从不追究实情。这就是所谓的由于朝廷在远处控制而贻误战机。依我愚昧的看法，应当废除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道只负责供应衣服和口粮，征召自愿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蕃族、汉族子弟，他们日常的给养由各道提供。同时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的粮食，敌军来进犯时，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每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跟那种频繁调动士兵的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应当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担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御分布在边境一带的节度使，有不必要的部队，按照就近原则进行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聚集资财，确定衣食待遇的等级以调整将士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标准以彰显用人公正，颁布奖赏和惩罚的法令以考核屯田将士的优劣。这样的话，异族便会畏惧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得到安宁。”虽然皇上未能完全依从他的建议实施，但心里对他更为器重。

韦皋派遣大将董勔等人领兵出西山，将吐蕃的兵马击败，夺取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丙午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三批使者前来，一批取道于戎州，一批取道于黔州，一批取道于安南，各自携带金矿石、丹砂去往韦皋处。金矿石用以表明内心坚贞不二，丹砂用以表明内心赤诚。云南又将韦皋给他们写的书信一分为三作为凭信，全部带到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脱离吐蕃归附唐朝，并且给韦皋送去帛书，自称为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将云南使者派去长安，并且上表祝贺。皇上向异牟寻颁赐诏书，命令韦皋派遣使者前往安抚慰问。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对百官上奏的事情，互相推让不愿发表意见。秋季七月，他们上奏请求根据至德年间的惯例，由各位宰相轮流执笔处理政事，每十天一换；皇上下诏同意此议。后来又改为每天一换。

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怱、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从前都隶属于吐蕃受其役使，至此他们各自统领本部归附朝廷。韦皋将他们安置于维州、保州和霸州一带，供给他们许多耕牛与粮种。汤立志、罗陀怱、董辟和入京朝见，皇上一概授予官职，赐给他们优厚的赏赐后将他们送回去。

癸卯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自从我接任度支事务之后，检查各州所亏欠的钱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上各类贡物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剩余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布匹另外交给月库掌管。”皇上下诏同意此议。亏欠税赋的都是一些贫苦家庭，没有能力偿还，只是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呈上的各类贡物和着色布匹本来都是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将它们安放到其它仓库里，虚报名目与数额以迷惑皇上。皇上信以为真，认为他可以使国家变得富裕，于是对他倍加宠爱，其实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虚设了些官吏去记个空账而已。

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土地，生长着数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和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沼泽地，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皇上让有关部门前去视察，并没有发现他说的地方，但也没有怪罪他。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日常赋税留待支用的部分当作收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支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贮藏。自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廉洁孤傲，出类拔萃，而别人是嫉恨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子复核审察，追究事实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如今群情激愤，在朝廷和闹市上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官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而去调查一下他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八月庚戌日，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逝。

冬季十月甲子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持诏书去往云南，并且亲自写下一通帛书来回复云南王。

十一月乙酉日，皇上祭祀圜丘，实行大赦。

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后，很多将领们都不服从他。刘士宁淫乱残暴，出城狩猎多日不归，军中将士深以为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获得众人的拥护，刘士宁对他产生疑虑，夺去他的兵权，命令他去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日，刘士宁率领两万人去城外的郊野狩猎。李万荣第二天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派我来掌管留后事务，赏赐你们每人三十缗钱。”众人拜谢。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众人也都听从命令。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城门，让人骑马跑去呈告刘士宁：“敕旨征召大夫，立即上路启程，若稍有耽搁，我就要把大夫的头颅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众人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领五百骑兵逃回京城，快要到达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之后，皇上颁布敕令他回家服丧守孝，禁止他跟外界联系。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闻兵变之后，派兵屯扎在郾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缘故，并且向他邀战。李万荣以言语将吴少诚戏弄一番，吴少诚惭愧地撤退了。

皇上听说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之后，派人去问询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和汴州城都已经安定，应当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旨抚慰，慢慢观察事态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现在刘士宁被驱逐，虽说是出自大众的心意，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非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关键，希望陛下审慎明察。”皇上又让人对陆贽说：“如若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没什么好处的。现在想要任命一位亲王担任节度使，暂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令就要从宫中发出了。”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我虽然不能胜任制服夷狄、比赛勇力等事情，但对于谋划策略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般说来，国家安危是由形势所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所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般，就看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平地上就十分安稳。才能就如同背负重物一般，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现在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求取的态度，毫无谦逊退让的礼数，根据这些贪婪狡诈的行为来看，他跟奉公守法的官吏有很大的区别。又听闻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爱本州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不过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都对他心怀怨恨。依他这样偏颇的行径来看，也不是担当将领的材料，如果李万荣如愿以偿，必将骄傲自满，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亡就会使军队覆败。”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理的，苟且答应也是没有诚意的，君臣之间，势必相互猜忌发生隔阂。与其在隔阂滋长后再去图谋规划，不如在萌芽状态时便加以根绝。”他又说：“治国之道，是以正道教导众人，要让他们忠贞地侍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于长官。”他又说：“执掌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处事经常是独断专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如果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可以取代他的职务，因有利可图，人人都有想得到它的心意，这个念头在暗中日渐滋长，所产生的祸患一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只是助长变乱的做法，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天李万荣驱逐刘士宁，事出仓促，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是李万荣的同谋，城里的将士也未必与他同心。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在叛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疑惑徘徊，怎么肯舍弃性命跟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姑且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将他任命为节度使，然后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嘉奖李万荣安抚平定乱局的功劳，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褒奖将士们上下团结的义举，赐给丰厚的物资与装备，根据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看来，理当可以安定平息。即使李万荣想要纵欲跋扈，在这种情势下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又说：“如果事后超出原来计划，请让我接受破坏军队的罪罚。”皇上不愿听从。壬戌日，皇上将通王李谌任命为宣武节度大使，委派李万荣为留后。

丁卯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妃子的母亲，就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二万多户羌人、蛮人前来投降。皇上下诏加授韦皋为押近界羌、蛮以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抵达云南的都城羊苴哶城，数百名吐蕃使者已经先到云南，云南王异牟寻当时还不想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顺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牂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哶城。崔佐时不肯，他说：“我是大唐的使臣，怎么能穿蛮夷小国的衣服呢？”异牟寻不得已，只好在深夜出迎。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时，异牟寻很恐惧，他看着身边的人们，脸色都变了。但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泣哀叹，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秘密去见崔佐时告诉他如何应付，因此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内情，因而劝说异牟寻将吐蕃使者全部杀掉，除去吐蕃所封的名号，呈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原来的名称南诏，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刻成金质的契约上献。异牟寻率领着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曾有过一次大战，死伤颇多，便向云南征调一万士兵。异牟寻以国家微小推辞，只答应发兵三千人，吐蕃认为太少。云南将兵员增至五千人，吐蕃这才答应。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方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在后面，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与吐蕃于神川交战，大败吐蕃，占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五位蕃王，降服十余万吐蕃士卒。戊戌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报捷。

瀛州刺史刘澭被哥哥刘济所逼迫，请求调往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率领一千五百名士兵以及男女家眷一万多口前往京城，由于军纪严明整肃，路上没有一个人敢强取百姓的鸡狗，皇上对他很赞许。二月丙午日，皇上任命刘澭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所设在普润。军中不必敲梆子巡夜，也不设置歌舞音乐。士兵病了，刘澭亲自去探望他们，若有人去世，刘澭一定前去哭吊。

乙丑日，义成节度使李融逝世。丁卯日，皇上将华州刺史李复任命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监军薛盈珍数次侵扰军政，卢坦每次都以理法去反驳。薛盈珍常说：“卢侍御说的话公正合理，我当然不能够违抗。”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觐见，皇上给予优厚的赏赐后将他打发回去。

夏季四月庚午日，宣武军发生叛乱，留后李万荣将叛乱平定。此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平日里骄横放纵，李万荣对他们十分厌恶，便派他们去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满腹怨气。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动叛乱，攻打李万荣，李万荣将其击败。亲兵一边溃退一边掳掠，多数逃至宋州，宋州刺史刘逸淮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至郑州，郑彦琳逃至东都洛阳。李万荣将作乱者的妻子儿女几千人全部杀死。有几个士兵在街市里大叫着：“今晚将有大批部队开来，汴州城一定会被攻克。”李万荣将他们收捕并斩杀，还上奏声称是刘士宁指使他们这样做的。五月庚子日，朝廷将刘士宁调到郴州。

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围攻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往救援。皇上没有答应，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颁下赦令已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放逐的人们还没有蒙受恩泽。”于是他便拟定三项赦免的方式进呈上来。皇上派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依照赦令酌情迁移至近处来，但不可以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稍超出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靠近军队驻地或是处在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多有不便。”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应该以诚待人，可以责备发怒但不能存有猜疑之心，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而不能存有怨恨之心。将他们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敬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改过自新。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渐渐侵害权威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谪。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爱憎。执行法规是使得臣下暂且降职，之后顾念臣下的才能再逐渐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次被任用，有谁还不加强自己的教养呢？又何必为打破常规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觉得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被摒弃，不复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弥补过失，让有才华的人最终不得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在穷途末路就会期望变革，满含怨恨时便会图谋作乱，只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促成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那么便会发生仍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却比从前更恶劣的情况，白费一番迁徙家室的周折劳顿，实际上反而增加了许多移徙流配的烦扰罢了。另外，当今的郡府，多半有军队驻扎，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旅舍也很少，如对人疑虑到这种地步，胸襟也未免太不宽容了。请陛下再予以裁夺评审吧。”

皇上生性善猜疑妒忌，委任官职的事，都不愿托付于臣下，无论大小官职，必定要由自己亲手选拔任用，对宰相呈上的规划，很少有认可的；群臣之中一旦遭到谴责，经常是一辈子就不再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拔人才，无法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许多人沉抑于下而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褒奖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二者互相作用，其道理如同周而复始的圆环一般。受进用之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之后又改正过来了便应再加以任用，这既不会使法令废弛，也不会弃置人才。即使是微小的过失也一定要惩罚，但需要的人才却不至因此而缺乏。所以，这可使遭受贬逐的人自行勉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上来的人警惕自己恭谨处事，使上面没有难以解决的疑虑，下面没有积攒起来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依照言辞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意愿去选取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辞便不去考察他的行为，升官贬官仅凭个人爱憎，亲疏远近仅看志趣是否相同，这是舍弃绳墨而靠心意来判断曲直，丢开权衡而用双手来估计物体的轻重，即便再精密，也不能没有偏差。”他又说：“中等才智以上的人们，都有各自的特长，如果能善加区分，授予与他才智相适应的职务，各自适应他们的性情，各自发挥他们的特长，聚合各方面的人才，待到成就事功，那么每个人也就都是全才了。这只看是否能做到善于辨别人才，并且可以驾驭有道。”他又说：“因为一句话说得使自己惬意，便认为说话的人是有才能的，于是不再考察他的实际情况；因为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认为办事的人是有罪过的，于是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说话使人惬意的人就将超出他能力的任务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没办法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便将不恰当的罪责加在他身上，不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之内很难成就事功，君臣之间也没有确定的责任。”皇上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调整税赋，总共提出六条相关事项：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大略是说：“根据从前的税赋制度，有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得到一百亩田地，每年缴纳二石粮食，这是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缴纳绢、绫或者 ，共计二丈，三两丝绵，不养蚕的土地，缴纳棉布二丈五尺，三斤麻，这是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需服徭役，可以用佣金折代，以每天缴纳三尺绢为标准，这是庸。天下就像一个家庭，法令制度必须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想要辗转迁徙逃税，也无处可逃，所以人们的心绪不会动摇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黎民百姓广受骚扰，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户籍和地图被毁，为了供应军需而破坏了原有的税法。在建中初年，重新制定各种法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而建立新制时却连原本的优点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想要改正从前的弊端，一定要穷究导致弊端的缘由，如果是时势导致的，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便应该对此加以改革，所做的事情必须是适当的，一切悔恨就会消除。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无限度地供给，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导致的。但是竟忽然改变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校验核实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并以此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因为人力，所以先王制定赋税法规，一定是以成年男丁为依据的。不因务农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弃耕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租税，也不因寄居他处而免去纳调，人们牢牢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懈怠懒惰而免除庸税，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竭尽力气耕作了。两税法的设置，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数量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有些资财可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物品虽然贵重，但人们没法查看；有的堆放在场院、田圃、粮仓里，虽然价值低廉，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流通交易与增殖的财货，数量虽然不大而收取利益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价格虽高却始终没有增益。这样比较的话，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且会助长作弊。因此，专门谋求便于携带的财货而愿意迁徙辗转的人们，总是可以摆脱徭役和赋税；辛勤耕作而置备下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苦不堪。这简直是引诱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使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力役不得不因此废弛，赋税的收入不得不因此减少。又因为是处在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注意到公平均一的原则，物资的供给办法有繁简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和愚笨的区别，各地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不相同，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而没有减除。加上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而今却在两税以外，又要另行征收，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借以救助凋敝困苦的百姓。”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缴纳两税，不再折合金钱计算。大略是说：“凡是国家的赋税，一定要衡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各地的土地条件加以制定，所以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棉和各种谷物而已。先王害怕物价贵贱失衡，而人们以物易物缺少标准，又制定了货币制度以便控制物价高低，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必须以此为依据进行调节。因而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掌控，不能将其委任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和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而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发行的。所以我朝颁布的法令中，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百姓铸造钱币而以钱币缴纳赋税的规定呢？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从前的制度有很大不同，两税法只是通过估算财产多少，来规定征税的级别，再以钱币和谷物确定税收的数额，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有很大不同，但朝廷只算计如何方便有利地获得税收，而不考虑民众纳税方式的难易程度。官府所征收的物品并不是百姓生产的物品，百姓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百姓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不生产的物品，而减价卖出他们所生产的物品，这样一增一减，其中的亏损已经非常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年所缴纳的绢帛布匹总额，跟现在的时价作比较，物价偏低就加价，偏高就减价，酌情取其中间值，然后计算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再折算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所以从土地里索取物产应有限度，使用物产应有节制，才能保持常年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物产的丰饶与歉收是由上天决定的，使用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衡量收入情况以制定支出计划，即便遇到灾难，百姓也不会困顿窘迫。政治和教化衰败以后，便与此恰恰相反，即是衡量支出情况以制定收入计划，根本不体恤百姓的实际情况。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却还有剩余，这说明国家财用的盈余与亏损，全在于是否节制而已。”

第三条，论述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增收赋税，广辟农田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大略是说：“担任长官的人很少有推广忠恕之道、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的，有秉公尽责、为国献身这种情意的也很少，他们交替着给百姓施以小惠，竞相引诱奸民，将与相邻州道的互相排挤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与聚集逃犯视为政治教化，由外地迁至此处的人们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除赋役，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给予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始终不曾迁徙他乡的人们，所加予的徭役却日益繁重，赋税日渐增多。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游手好闲的人们负担徭役与赋税，这与驱逐人们辗转流徙，教导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因为地方长官缺少宽宏通达的见识，各自对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所导致的啊！”他还说：“设立法规治理人民，时间久了不可能没有弊端，掌管法规的人如果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奸巧诈伪便会萌生，并时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章程。如果在所管辖的区域内，人口日益繁盛，百姓日渐富有，在完成规定的税收额度之后仍有剩余，便听任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根据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成绩的等级。在所管辖区内，能使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便列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列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列为再次一等。如果有很多人口流离迁徙，而在现存户口上加重税收，考查成绩就列为劣等，其惩罚办法也对照上述办法分级加以惩罚。”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太过紧迫。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建立国家，是为了教养百姓；要百姓纳税，是为了供给国家。贤明的君王不会为了丰厚的税收而伤害到所养的百姓，所以一定先办好人们的事情而后才能借用人们的余力，一定先使每家都富足起来而后再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刚开始养蚕，就让他们缴纳丝织品的税收，农事还没结束，就要征收谷物的田租。由于上级长官的限令严苛，下级官吏的欺凌残暴也就愈发紧迫，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急于出售物品，因而要损失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到处借贷，要付出加倍的利息偿还。希望可以再详细谨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第五条，请求以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防备水灾旱灾。大略是说：“古时国家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全体官宦百姓计算在内，不是只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籍的百姓算在里面。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概可以获得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将这笔钱用作粮食储备，恰巧跟以前的旨意相符合。”

第六条，论述兼并土地的人家，私下征收的赋税比官府的征税要繁重。大略是说：“如今京城周围地区，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竟有每亩多达一石的，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归国家所有，耕地种庄稼是农夫的行为，然而兼并土地的人，居然从中受益。”他又说：“希望对被占的田地，事先要制订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地的租价，务必使贫苦的人获得好处。法令可贵的是实行，不可以苛虐百姓，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以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以惩戒违法者，要稍微损伤富裕人家的利益，而稍微提高贫苦人家的收入，既要使富裕人家没有太多损失，也使得对贫苦人家的照顾足以救济穷困，这就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好办法，这是不可舍弃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