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旃蒙单阏（公元235年），尽强圉大荒落（公元237年），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春季正月戊子日，任命大将军司马懿担任太尉。

丁巳日，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数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临死的情状，太后因此忧惧而死。

蜀汉杨仪已经杀死魏延，自认为建立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然而诸葛亮生前另外下达密令，认为杨仪心胸狭隘且性情急躁，希望由蒋琬接任。杨仪到达成都后被任命为中军师，没有统管具体事务，只是悠闲度日而已。当初，杨仪以尚书的身份侍奉昭烈帝刘备，而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后来，二人虽然都担任丞相参军、长史的职务，但是杨仪每次追随诸葛亮行动，担负的任务比较繁重；自认为资历比蒋琬深，才能也胜于蒋琬，于是抱怨愤恨之情在言语中显露出来，叹息叱责之声发自内心，当时人们畏惧他言谈话语不加约束，不敢同他来往。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往慰问他，杨仪向费祎发泄心中的怨恨，一一叙说前后经过。又对费祎说：“当初丞相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倘若率军降魏，又如何会零落失意到如此地步？令人悔恨，不可能再追回了！”费祎将他的话秘密上报。汉后主于是把杨仪贬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到达流放地之后，又上书诽谤，言辞激切。后主于是下令郡府收捕杨仪，杨仪自杀。

三月庚寅日，安葬皇太后郭氏。

夏季四月，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

明帝喜好建造宫殿，已经兴建了许昌宫，又建造了洛阳宫，建起昭阳太极殿，修筑总章观，观高十多丈。于是征调劳役没有止息的时候，农桑之事几乎荒废。司空陈群上书说：“古代大禹承袭唐尧、虞舜的兴盛基业，仍然居住在低矮的宫室，穿着粗劣的衣服。何况现在正处于战乱之后，人口减少，与汉文帝、汉景帝之时相比，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上边疆时有战事，将士艰辛劳苦，倘若出现水灾、旱灾，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患。过去刘备从成都出发前往白水，沿途大修居室馆所，耗费了大量人力，太祖知道他使百姓疲惫。如今中原大用民力，也正是吴国、蜀汉所希望看到的。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希望陛下思虑！”明帝答道：“帝王之业与帝王的宫殿也应该同时建立。消灭敌人之后，只应当罢兵防守，岂可再大兴劳役呢？这原本是你的职责，与萧何当初建筑未央宫一样。”陈群说：“过去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已经被消灭，而宫室全都被烧毁，因此萧何修筑了武器库、粮库，这都是要紧的，然而高祖还谴责过于华丽。现在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实在不宜与古时相提并论。人们要想满足欲望，没有找不到借口的，何况是帝王，更没有人胆敢违抗。陛下之前想要拆毁武器库，说是不可不拆毁；后来打算重新设置，又说不可不设置。倘若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言语所能改变的；倘若稍加留意历史上的教训，回心转意，也不是臣下所能及的。汉明帝想要修建德阳殿，锺离直言劝谏，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又重新兴建；宫殿筑成后，对群臣说：‘倘若锺离尚书还在，此殿就建不成了。’作为帝王怎能如此忌惮一个人？应该一切以百姓为虑。如今我不能使陛下稍微听取一些意见，比起锺离差得太远了。”明帝因此稍有减省。

明帝沉迷于宠爱后宫嫔妃，宫中女官的官位与俸禄参照文武百官的数目，从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共有数千人，精选知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担任女尚书，让她们审查不经由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批复意见，做出裁决。廷尉高柔上书说：“过去汉文帝吝惜十家的资财，不修建一个小小的楼台以供娱乐；霍去病担忧匈奴之害，无暇建造宅第。何况如今所耗费的绝不只是百金，所担忧的绝不只是北狄的祸患！我认为，只可以粗略地完成已经动工的工程，充当朝会与宴会之用，竣工之后将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遣送回去，使他们得以回去务农；等到西蜀和吴国平定以后，可以继续慢慢修建。《周礼》规定，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现在已经足够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的人数或许已经超过这个数目，圣上的子嗣不昌盛，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吧。我认为可以精选少量贤淑美女，备齐内官的数目，剩下的全部遣送回家，陛下可以育精养神，专心静养。那么，《诗经·螽斯》所说的子孙昌盛的征兆或许就会出现了。”明帝回答说：“你已经正言进谏，其他事情，请再进言。”

这时狩猎的法规严峻，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应处死，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奖以厚赏。高柔再次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承担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作的人已经减少；加上还有猎禁之法，群鹿暴性发作，毁坏、吃掉地里的嫩苗，到处为害，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置障碍防备，但是力度不够，防不胜防。以至于荥阳附近地区，方圆数百里，几乎没有收成。如今天下创造的财富很少，而麋鹿带来的损失很多，若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遇到荒年颗粒不收，将无法应付。恳请陛下对待百姓宽松一些，准许民众捕捉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或许会有长久的接济，就没有谁不喜悦的了。”

明帝又打算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修建台观，以便瞭望孟津。卫尉辛毗说：“天地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如今要反其道而行，就违背了天理；加之损耗人力，民众已不堪役使。倘若九河涨满，洪水为患，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凭借什么防御呢！”明帝于是罢休。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袭武皇帝开拓的帝王之业，保持文皇帝一贯坚持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结各个朝代末世放荡的弊政。过去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俭朴，我们太祖虽然有神武之威，又能在哪里施展，而陛下又能从哪里继承尊位呢？现在吴、蜀两国还没有平定，军队在边界戍守，各项修葺整治的工程，恳请陛下务必节约减省。”明帝用文辞优美的诏书答复了他。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崇尚简陋的茅草屋，而万国安居，大禹住在低矮的宫室，而天下乐业。到了商、周时期，殿堂堂基高不过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位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修筑倾宫、鹿台，于是断送了国家；楚灵王修建章华台，因此招致大祸，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传位二世就被消灭了。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耳目的欲望，没有哪个王朝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标准，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为借鉴，自己贪图安逸享受，只关心宫殿楼台的修饰，一定有朝廷倾覆国家灭亡的灾祸。君王像一个人的头，大臣好像四肢，生死与共，得失共担。我虽然愚蠢怯弱，岂敢忘记诤臣之义！言辞不激切至极，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倘若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立的大业即将坠落于地。假如我以身赴死而于事能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了也同活着一样。我准备好棺木，沐浴更衣，听候重诛！”奏章呈上后，明帝有感于他的忠言，亲笔写诏回答。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半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法的哪一种服装？”明帝默然不能回答。此后，明帝不穿礼法规定的服装不见杨阜。

杨阜又上书试图减去宫女中那些不曾被皇帝宠幸的人，于是召来御府官员询问后宫人数。御府官员遵守原有的规定，答道：“这是宫中秘密，不可宣布泄漏。”杨阜十分恼怒，杖责他一百棍，责骂他说：“国家不将秘密告诉给九卿，反而告诉给小吏吗！”明帝因此更加畏惧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过去句践鼓励生育，以备国家征用，燕昭王慰问患病的百姓，为的是报仇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征服强大的齐国，羸弱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现在吴、蜀两敌强盛，陛下在位时若不能将其铲除，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凭借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放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专心一志地讨伐敌人，我认为没有什么是难以实现的。”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百姓，他说：‘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用尽力气，但仍然不停地向前驱赶马匹，最终将马匹毁了。’现在劳役辛苦，男女分居，希望陛下深刻体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留意舟与水的比喻，使奔跑的马匹在力气尚未用尽时得到休息，在民力尚未困顿时减省服役。过去汉朝取得天下，到文帝时只剩下同姓诸侯，然而贾谊仍然担忧地说：‘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在上面睡觉，还认为是平安。’现在贼寇还没有消灭，猛将拥兵，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对敌人，长此以往则难以移交给子孙，当此国家盛明之际，还不以全力消除祸患为务，倘若将来子孙不强，一定是国家的忧患。倘若贾谊复生，一定比当时的感受更加深刻。”明帝都没有听从。

殿中监监督修建宫室的工程，擅自抓捕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明帝下诏说：“宫殿不能建成，是我最关心的，你推托查明此事，是为什么？”卫臻说：“古代有禁止官员互相侵犯职权的法令，不是厌恶他们办事勤勉，实在是因为收获少而坏处多。我每次考察核对事务，都有同类问题，倘若再对此加以放纵，我担心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以至王权衰颓。”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决请求免除劳役，明帝下诏说：“敬佩并采纳你的正直之言。”催促遣返民夫回家；然而监工官吏又上奏让民夫滞留一个月，以完成工程。孙礼径直来到工地，不再重新上奏，宣称皇帝下诏遣返民夫，明帝觉得孙礼的做法新奇，因而没有责备他。明帝虽然不能全部听取群臣的直谏之言，却都能够宽容他们。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了火灾。明帝向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询问：“这是什么灾祸？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消灾之意？”高堂隆回答说：“《易传》上说：‘居上不节俭，在下不节约，孽火焚烧他的宫室。’还说：‘君王修筑高台楼阁，天火成灾。’这是君王专心致力于修饰宫殿，而不了解民力亏空竭尽，所以上天以旱灾作为回应，火就从高殿上燃起。”明帝用诏书询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发生火灾，反而采用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来震慑，这又怎么解释？”回答说：“这是夷族、越族的巫师所为，而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中记载说：‘柏梁火灾，在这之后有江充巫蛊之事。’正如《五行志》所记载的，越人巫师诱惑修建章台，并没有威慑灾难的作用。如今应该遣散民役。宫室的修建，务必遵从简约，清扫发生火灾的地方，不要冒昧地在这里另行施工，那么这里一定会生长出萐莆、嘉禾。倘若继续耗费民力，竭尽民财，不是招致符瑞从而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八月庚午日，封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明帝无子，收养曹芳与曹询为子，皇宫禁地之事极为隐秘，无人知晓二人的来历。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丁巳日，明帝返回洛阳。

下诏重新修建崇华殿，更名为九龙殿。挖通渠道引来穀水流经九龙殿前，用玉石砌成水井，在栏杆上雕花装饰，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制作出以水为动力旋转人物活动的百戏车。

陵霄阙刚刚建起架构，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就此事询问高堂隆，回答说：“《诗经》上说：‘鹊筑巢，鸠居之。’现在大起宫殿，又新建陵霄阙，并且有喜鹊在其上筑巢，这是宫殿还没建成就不能在里面居住的征兆。上天的旨意似乎是说：‘宫殿尚未建成，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这是上天的警告。天道无亲，只赐福给善良的人，太戊、武丁目睹灾异征兆后惊惧不安，所以上天改降福分。如今倘若能够停止各种劳役，增加德政，那么三王可以增加为四王，五帝可以增加为六帝，难道只有商代的帝王能够转祸为福吗？”明帝为此动容。

明帝性情严厉而且急躁，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逾期的人，亲自召问，话还没有说出口，身首已经异处。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如今宫殿还没有完工，参与劳作的已有三四万人。九龙殿足以使陛下安居，里面足以安置六宫之人；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还非常巨大。希望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目前又没有紧急事务的士兵，选择身体强壮的一万人，让他们一年轮流一次。都知道轮流休息有日可待，就都会乐于到工地劳作，这样他们虽然辛劳却不会再抱怨了。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劳工，也不能算少了。本应该在一年内完工的，暂且三年完工，遣送剩下的民夫，让他们都回家务农，这是长久之计。取信于民，是国家的一大法宝。过去陛下临幸洛阳，征调百姓建造营垒，有关部门命令建好营垒就放民夫回家；结果等营垒建成，又贪图民夫工力便宜，没有按时遣还。有关部门只顾着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不顾虑国家大体。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征用民夫，应该明确宣明期限，征用民工一定遵守期限，倘若再有劳役，即使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于民。凡是陛下临时施刑的人，都是犯罪的官吏、当死之人；但是众人不知道详情，认为是仓促行事。所以，希望陛下交付主管官吏办理，同样是处死，不要令宫廷被罪犯的血污染，还被远近之人怀疑。何况人命至关重要，诛杀容易而复生难，一旦气绝就不能再接续，所以圣贤都非常重视生杀。过去汉文帝打算杀死冒犯御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如今既然已经交付廷尉，廷尉是天下的天平，不可以倾斜。’我认为这完全失去了大义，不是忠臣应该说的话。廷尉是天子的官员，尚且不能失去公平，而天子反而可以迷惑错谬吗？这是将自己看得重而轻视帝王，是严重不忠的行为，不可不明察。”

中山恭王曹衮病情严重，命令官属说：“男人不应该死在妇人手中，赶紧给我在东面修建一座殿堂。”殿堂建成后，抱病坐车前去居住。又命令世子说：“你年纪尚幼就做了王，只知道享乐而不知道艰苦，一定会因为骄纵奢靡而出现过失。兄弟们如果有不良行为，你应当促膝劝谏，劝谏不被接受，要流泪告谕，告谕却还不改正，就报告给他们的母亲，仍然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并辞去封国食邑。与其凭借恩宠招致祸患，不如安守贫贱保住性命。这当然是针对犯了大罪的情况，如果是细小过失，就应当替他遮掩。”冬季十月己酉日，曹衮去世。

十一月丁酉日，明帝到达许昌。

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鲜卑首领轲比能。此后，鲜卑部落分崩瓦解，互相攻打，强者远遁，弱者请求归顺，边境于是平安无事。

张掖柳谷口水满向外溢出，露出一块玉石，带有图案，形状像灵龟，竖立在水面，玉石上有七个石马以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星宿、孛星和彗星的图像，还有“大讨曹”三字。明帝向天下颁布公告，认为是祥瑞之兆。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以及玉石图案去问钜鹿人张臶，张臶暗中对于绰说：“神因为知晓未来，从不追溯往事，祥瑞征兆先显现出来，然后就有兴衰和废立。如今汉朝已经灭亡很久了，魏已得天下，怎么还会是兴魏的祥瑞征兆呢？这块玉石，是当今之世发生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

明帝派人前往吴国用马匹交换珍珠、翡翠、玳瑁。吴主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所不用的，然而能够换来马匹，我为何要吝惜呢。”于是全都给了使者。

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春季，吴国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

三月，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高傲威风，从吴主以下，举国忌惮。

夏季四月，汉后主到达湔氐道，登上观阪，观察汶水水道，停留十日返回。

武都郡氐族人苻健投降于蜀汉；他的弟弟没有跟从，率领四百户投降魏。

五月乙卯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冬季十月己卯日，明帝返回洛阳宫。

甲申日，有异星出现在大辰星旁，后又显于东方天际。高堂隆上书说：“凡是帝王迁都或者建筑城邑，都要事先选定祭祀天地与社稷神的地方，恭敬地遵奉他们。将要营造宫殿时，要事先修建祖先祭庙，其次修建马厩、府库，最后才修建居室。现在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及社稷，各神神位还没有确定，修建祖先祭庙时也没有依据礼法，而只是大修宫殿，使人民失去生计，外人都说：‘宫中的花费与军队的花费几乎相等。’百姓不堪重负，都怀有怨恨愤怒之情。《尚书》说：‘上天耳聪目明，其实是百姓耳聪目明；上天显赫威灵，其实是百姓显赫威灵。’这是说上天的奖赏与惩罚是随从民意、顺应民心的。用原木制作椽子，建筑陋室居住，是唐尧、虞舜、大禹所遗留的风范；修筑玉台、建造琼室，是夏桀、商纣对上天的侵犯。现在宫殿修建过多，天上的彗星在闪烁，这是仁慈的天父在恳切地训诫。陛下应该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不应当忽略它，从而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数次恳切地直言进谏，明帝非常不悦。侍中卢毓进谏说：“我听说君王贤圣明察则臣下正直，古代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们不如高堂隆的地方。”明帝的怒意于是消解。卢毓是卢植之子。

十二月癸巳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生前曾先后数次上书阐述治国的得失，每次都是封好奏表就毁掉底稿，当时的人们与他的儿子、兄弟都不能得知奏书的内容。议者中有人讥讽陈群身处高位，却只是拱手无言；正始年间，诏令选录百官的奏表编成《名臣奏议》，在朝人士因此才得知陈群进谏的事迹，都大加赞叹。

袁宏评论说：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看到君王犯错就立刻尖锐地指出，与人交谈时也不加隐瞒。”我的回答是：“仁者爱人，施及君王则称之为忠，施及父母则称之为孝。如今作为人臣，看到君主失去道义，直言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四处宣扬，这种人只可称为直士，但不可以称作忠臣。前司空陈群就不这样，他与人整日谈论，也不曾讲过君主的过错；上书劝谏数十次，外人都不知道。所以君子认为陈群应该居于忠臣之首。”

乙未日，明帝到达许昌。

诏令三公九卿每人举荐一名才德兼备的人，司马懿举荐了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谨慎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沈，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想让你们顾名思义，不敢违背冒犯。事物都是成熟得越快死亡得也越快，晚成必能善终，早上开花的小草，傍晚就凋谢了，松柏茂盛，即使在寒冬也不衰落，所以君子都以‘阙党小子’急于求成作为训诫。倘若能把委曲视为舒展，能把谦让视为获得，能把柔弱视为刚强，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毁谤与赞誉，是喜爱与厌恶的根源，也是祸与福的契机。孔子说：‘我对别人，既不毁谤，也不赞誉。’凭借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是平庸之辈，怎可轻易毁谤和赞誉呢！别人有时会诋毁自己，应当退而反求自身。倘若自己有可以诋毁的行为，那么别人的诋毁之言就是适当的；如果自己没有值得诋毁的行为，那么他的诋毁之言就是虚妄的。别人说得恰当就不要怨恨他，说得不对也不会对自己有所危害，又何必报复他呢？谚语说：‘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这句话的确可信啊！”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春季正月壬辰日，山荏县奏报说发现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得土德，因此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应更改历法，更换服装颜色，凭借神灵使政治清明，令万民耳目一新。”明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三月，下诏更改年号，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装颜色崇尚黄色，祭祀牲畜用白，遵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五月己巳日，明帝返回洛阳。

己丑日，魏大赦天下。

六月戊申日，魏京都地震。

己亥日，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

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睿为魏烈祖；三祖的祭庙万世万代不能毁坏。

孙盛评论说：谥号用来表明死者的德行，祭庙用来存留死者的容貌。没有活着的时候先使自己称祖称宗的，也没有未去世就事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事上失当了。

秋季七月丁卯日，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公孙渊数次对魏的宾客恶言相向，明帝想要讨伐他，任命荆州刺史毌丘俭担任幽州刺史。毌丘俭上书说：“自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立下可载入史册的功绩。吴、蜀两国仰仗地势险要，不能迅速平定，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用武之地的士兵去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毌丘俭陈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不是帝王大业。吴国连年举兵入侵边境，而我们仍然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果断地前去讨伐，实在是因为百姓已极度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承袭子孙三代，对外安抚戎狄，在内练兵备战，而毌丘俭试图以偏师长驱作战，早上到达晚上就能席卷敌军大获全胜，可见这些话全都是一派胡言。”明帝没有听从，命令毌丘俭统率各军以及鲜卑、乌桓部落屯驻在辽东南界，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当即举兵叛乱，在辽隧迎战毌丘俭。当时恰逢大雨连降十多天，辽河大涨，毌丘俭出战不利，率军返回右北平。公孙渊趁机自立为燕王，变更年号为绍汉，设置文武官员，派遣使者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诱惑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

蜀国张皇后去世。

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水灾。

西平人郭夫人受到明帝宠爱，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逐渐减少。明帝在后花园游逛，尽情欢宴。郭夫人邀请毛皇后参加，明帝没有同意，并下令左右不得走漏消息。毛皇后听说这件事后，第二天对明帝说：“昨天在北园游乐欢宴，快乐吗？”明帝因为左右的人将此事泄漏出去，一连杀了十几人。庚辰日，赐毛皇后自尽，但仍然追加谥号，称悼皇后。癸丑日，把毛皇后葬于愍陵。又升迁毛皇后的弟弟毛曾为散骑常侍。

冬季十月，明帝采纳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城南委粟山上营造圜丘，下诏说：“过去汉朝初年，正处于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当时搜集整理残缺散失的文献，用于郊外祭祀天地，四百多年来，禘礼荒废。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现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庐江主簿吕习暗中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打算打开城门作为内应。吴主派卫将军全琮督统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刚一到达，事情就败露了，吴军返回。

诸葛恪到达丹阳，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守疆界，整饬队伍；已经顺从归顺的山越平民，全部设屯聚居。然后又调派各将领，领兵据守险要，但只是修整防御工事，不与山越之人交战，等到他们的稻米即将成熟时，就命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种。囤积的旧粮已经吃完，新稻又没有收获，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粮食。于是山民饥饿穷困，逐渐出山投降。诸葛恪于是再次下令说：“山民只要改掉恶习，接受教化，一律应当抚慰，迁徙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随意拘押逮捕。”臼阳县长胡伉抓住降民周遗，周遗原本是个恶霸，迫于困窘暂时出山，胡伉将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处。诸葛恪认为胡伉违背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山民听说胡伉因为随意捕人论罪被杀，得知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出山而已，于是扶老携幼，相继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口，都与原本计划的一样。诸葛恪亲自率领一万人，剩下的百姓分给其他将领。吴主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担任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

这一年，明帝将原本设置在长安的钟簴、橐佗、铜人、承露盘移到洛阳。承露盘折断，数十里之外都能听到响声。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阳，只好留在霸城。广泛征集黄铜，铸成两个铜人，称为翁仲，并列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放在皇宫内殿之前。在芳林园的西北角堆积了一座土山，命令公卿臣僚等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木以及美草，抓来山禽杂兽放到山上豢养。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进谏说：“我听说古代的耿直之士，把应该说的话毫无保留地讲给国君听，不畏避死亡，所以周昌将汉高祖比为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为婢女。天生忠诚耿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与沸腾的水，都敢于上前而不顾忌自身安危，实在是替当时的君王珍惜天下。自建安以来，在野战中死去、逃亡的人不计其数，有的家族已经灭尽，有的家族即使还有人幸存，也是孤寡老弱。倘若如今的宫殿狭窄，应当扩建，也应该顺应农时，不要妨害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没有益处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帝王不愿意制作的，制作所花费的时间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官帽，身穿绣衣，出门乘坐豪华的车驾，用来显扬于平民；而如今又让他们挖坑抬土，弄得脸面又脏又黑，衣冠颠倒不齐，毁坏了国家的荣耀，只为了修建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实在不对。孔子说：‘君王任用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忠心耿耿。’没有忠义就没有礼法，国家依靠什么来维持！我知道说出这些话一定会被杀，但是我自比为牛身上的一根毫毛，活着既然对国家无益，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流泪，心意已经与世辞别。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刚一上奏，就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啊！”主事官奏请收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欢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圣心；引诱陛下求取败亡国家的不合法度的器物，劳役百姓，浪费钱财，损害德政。这不是倡导礼乐和谐，求神明保佑的方式。”明帝没有听从。

高堂隆再次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水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君臣仍然面朝南方，平安无事。现在没有那时的急迫情况，但是却让公卿大臣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得知，不是美好的声誉，记载在史书上，也不是美好的名声。如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牧的胡人、小虏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一类，而是僭越称帝，试图与中原抗衡的劲敌。倘若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治德政，减轻百姓的田租赋税，每遇事情都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法制度。’陛下您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憎恶他们，觉得将难以迅速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倘若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政治无道，崇尚奢靡毫无限度，奴役他们的士人与百姓，加重税收赋敛，百姓不堪承受，抱怨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说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困窘衰败而攻取他们不会困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换位思考一下，距离掌握事物的道理就不远了！将要亡国的君主认为不会自取灭亡，然后才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认为有亡国的危险，然后才不会亡国。而如今天下凋敝衰微，百姓没有超过一石的积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大军必须长期驻守边防，国内大肆兴建土木工程，州郡骚动不安，如果有敌人侵犯的警报，那么，我担心修建宫墙的官员就不会舍命破敌了。再者，武将文官的俸禄日益减少，与过去相比，只有五分之一，很多受命退休的官员不再获得生活费用，不应缴纳赋税的如今都要缴纳一半，国家的收入比过去多出一倍，而支出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一。然而，预算支出，筹划经费，却更加供给不足，缴纳牛肉作为额外赋税，连续不断。反过来推算，多出来的费用一定另有用途。俸禄赐予米谷与布帛，是君王惠养官吏，让他们赖以生存，倘若现在取消，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性命。已然得到的然后再失去，是怨恨汇集的根源。”明帝看了之后，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这一奏章，令朕感到惊惧！”

尚书卫觊上书说：“现今议论的人大多爱说好听的话：他们议论政治，就将陛下比为尧、舜；议论征伐，就将吴、蜀两敌比为狐狸和田鼠。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四海之内，一分为三，百官尽力，各自为自己的君主效忠，这与当初六国分治的情形没什么不同。现今千里之内没有炊烟，百姓生活贫困不堪。陛下如果不多加留意，势必很快衰败，难以再度振兴起来。武皇帝时期，后宫每餐饭食不超过一盘肉，不穿锦缎绣饰，坐垫不镶花边，所用器物也不刷红漆，因此才能平定天下，将福分留给子孙，这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计量核对国家财政库存，量入为出，还担心来不及；倘若还是征调工匠役夫不止，奢侈浪费一天胜于一天，国家府库将会日益枯竭。过去汉武帝信奉神仙之道，说当取得云表的露水和着玉屑一起服用，于是立起仙掌来承接从高而下的露水，陛下贤能通达，每每嘲笑他的做法不对。汉武帝求取露水还被人非议，陛下不求露水却虚设承露盘，毫无益处且浪费了很多人力，这些的确都是陛下思虑所应该克制减省的。”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天下士女，那些已经嫁给下级官员与平民为妻的，全部改嫁给出征的士兵，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赎回，还选取其中最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的子民，如今夺取那个的妻子给予这个，也同夺取兄长的妻子嫁给弟弟没有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这是有所偏私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牛马代替，所以富裕的家庭则倾家荡产，贫穷的家庭则典当借债，用高昂的价格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给出征战士娶妻为名而实际上是送往皇宫，那些丑陋色衰的才配给士兵。这样，娶到妻子的士兵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愁，或者贫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意。一个拥有天下而不能得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入危险的。况且军队在外面驻守的有十万人，一天的耗费绝不只是千金，将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的开支上，还恐怕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如此多的额外的美女，对后妃以及太后娘家的随意赏赐，内外的开支，这些费用相当于军费的一半。过去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积山，仰仗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同他抗敌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试图消灭魏国。陛下不兢兢业业，崇尚勤俭节约，反而一心追求奢靡，中尚方制作出游乐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的确能使耳目愉悦，但也足以助长敌寇图谋我国的气焰！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行事如同汉武帝一样奢靡，我私自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明帝不予理睬。

高堂隆病情严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病在床，病情有增无减，时常担心突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天下，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希望陛下稍加垂怜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统一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继，延续了数百年，天下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归他所有的，没有一个子民不是他的臣子。然而，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穷尽私欲，皇天震怒，使国家变为废墟，纣被斩首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流放到鸣条山，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据为己有。难道他们与一般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贤君王的后代。黄初年间，上天降下警告的征兆，异类之鸟，在燕巢之中抚育长大，嘴、爪和胸部都是红色的，这是魏室的特大奇异之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权臣在宫墙之内作乱。可以挑选亲王，让他们在各自的封国内建立军队，亲自统领，如同棋子一样，遍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佐皇室。皇天没有亲情，只辅佐有德的圣君。百姓歌讼德政，则享国的时间自然长久；百姓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任新的贤能之人。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百姓的天下，而不仅仅是陛下一人的天下了！”明帝亲自写下诏书，恳切慰问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匡辅君王，在灾异发生时加以劝诫警告，发自于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到他一定要变更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明帝非常痛恶那些华而不实的人，下诏令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推举人才时，不要只录用有名之士，名声如同在地上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答复说：“依据名声选拔，不足以获得奇异的人才，但是可以获得寻常的人才；寻常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能出名，不应该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辨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员的职责又是依据名次按常规授予官职，只有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了。古代凭借上奏陈事考察言谈，凭借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弛，只是依据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与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命令散骑常侍刘卲制定考课之法。刘卲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商讨。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法，条例已经非常完备了。自周康王以后，逐渐废弛，这就说明考课之法可否保持完全在于人的掌握。到了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啊！现今军队或聚或散，增加减少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起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官，伊尹在商朝称臣，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倘若大臣们能够尽到各自的职责，作百官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敬地尽职尽责，这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每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的确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朝代，考绩的办法没能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的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实在认为这是因为考核的原则只可以粗略地依凭，而难以详细规定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只有恶人，而没有恶法。’倘若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就不必依靠后稷、子契的辅佐了，商朝、周朝也不会认为伊尹、吕尚的辅助有可贵之处了。如今主张考绩的人，陈列了周朝、汉朝的所著所为，著述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彰显了考课的要旨。期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辞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政绩，我认为还不足以尽善。试图让州、郡举办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取得了实际效果，然后举荐，经由官府考试征用，担任地方官吏，依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就地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官员一旦被任职就应当使他们的身份显贵，听取他们的建议，命令他们分别制定州郡官员的考核办法，切实施行，建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实施必行的惩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以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针对他们的职务加以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边议论治国之道；内职大臣，经常弥补君王的疏忽与过失，即使很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即使很小的过失也要纠正。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一盏明灯绝不能将每个角落都照亮；所以君王犹如头脑，大臣犹如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存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称廊庙所需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木头就能支撑的，帝王的宏伟事业，绝不能只依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依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令天下太平和乐呢！即便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的罪过，而为国尽节的官员，也处于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竖立起来，暗地里议论却俨然成风，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丝毫作用，何况世俗的寻常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责，治理百姓，管理财物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依据官职考察官吏的实际成绩，依据规章进行督促核查，是治国的细枝末节。不抓根本大纲而紧抓细枝末节，不重视国家的大政方针，而先行制定考课之法，恐怕很难区分贤人与愚人，显示出明暗之理。”于是，议论了很久都不能决定，此事竟没有实行。

臣司马光评论说：治理国家的要旨，没有比任用人才更加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是圣贤都觉得困难的事情。因此只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称赞，于是个人爱憎竞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则巧诈横生，导致真伪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罢了。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是否有才能就会一清二楚地显现在眼中，无法逃避。

倘若不公正、不分明，那么考课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蒙骗的机会。

为什么如此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发于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迹象。自己的内心都没有治理好，却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困难吗？居上位者，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不因亲疏贵贱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改变心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则只需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想要了解谁是执法的人才，则只需看他断案穷尽真伪，使人不会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执法的人才；想要了解谁是理财专家，则只需看他能使仓库盈实，百姓富裕，那他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才；想要了解谁是治理军队的将领，则只需看他战必胜、攻必克，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的人才。至于文武百官，没有不是这样的。虽然要采纳别人的建议，但还是要靠自己来决断，虽然考核要参看实际表现，但还是要靠自己的内心来审察，探讨真情而斟酌适宜与否，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传，怎么可以预先制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有的人因是皇亲贵戚，即使没有才能却仍然被任官授职，有的人由于关系疏远出身卑微，虽然为人贤明有才华却仍然被排斥；为当权者所喜好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为当权者所恼怒讨厌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参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泛而不能觉察。就算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书，又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

有人说：君主治理国家，大到天下，小到一个封国，内外的官员数以千计，要一一考核任免，怎么能不委任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答案是：当然不是这样。居上位者，不单单是君王而已。太守位居一郡之上，刺史位居一州之上，九卿位居属官之上，三公位居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采用这个办法考核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核任免公卿、刺史、太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的，京房、刘卲只是加以陈述和修订而已，怎么可以废弃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的时间很长，所任之职也非常专一，设立法规宽泛，完成的期限长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没有取得成绩，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直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边远地区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卲的办法，考核官吏一粒米一粒盐那样琐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原本就有名同而实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只在唐尧、虞舜时才能施行，而在汉、魏时不能施行，是因为京房、刘卲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枝末节的缘故。

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选拔、举荐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刘邦遇见亡虏韩信，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姜子牙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都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规，一定要考试之后才能任用？”卫臻说：“不是这样的。你想要将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将汉王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喜好不同于常规的举动，开启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导致天下大乱。”

卢毓议论人才和选拔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品性然后再考虑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询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的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的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为官的！”李丰对他的见解深感佩服。